不做薪水奴隸!

今周刊第 365期 謝春滿、劉萍


薛西佛斯是希臘神話故事中風神之子,由於他蔑視眾神,受到神的懲罰,罰他每天卯足全力將一塊巨石推上山頂,然後眼睜睜的看著巨石滾下山。接著他得重頭再將那塊巨石推上山,但巨石仍繼續滾下山,就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承受著永無止境的困頓與煎熬。

身為上班族的你,為了1份薪水,每天早出晚歸,深怕做不好被老闆修理;你每天像急驚風般地慌忙出門,只為上班不遲到,以免被扣錢;你永遠 有做不完的事情,工作壓力讓你無法呼吸、睡不著覺,甚至連「性生活」都提不起勁;你每天心裡所想的只是如何把事情做好,得到老闆肯定,深怕做不好,下一個資遣的對象就是你。

你每天加班累得跟狗一樣,只為了1份薪水,你失去健康,也失去快樂,年輕時的夢想離你愈來愈遠,你成了十足的薪水奴隸,內心有個聲音一直呼喚你:「我想放下工作!去做自已想做的事,即使是暫時的解脫也好」

像影印機般的上班族生活,其實與薛西佛斯一樣,永遠重覆著同樣的事情,巨石每天都得推上去,但始終停不在山顛,仍會滑落下來。只是你可曾想過放下石頭,不再推動它,不再做薪水奴隸?《今周刊》與udn job.com聯合人力網站合作進行「國人放下工作意願調查」發現,高達84.4%的上班族想過要放下工作;根據勞委會公布的數據,2002年底,台灣共有996萬勞動力人口(即受薪階級),估計就有800萬人想從工作中逃離或暫時放下,顯見職場壓力讓多數上班族喘不過氣來。

無論是永遠放下工作或是暫時放下,都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但是現在已有愈來愈多人選擇放下工作,暫時放空自己,回家照顧家人、創業或去完成夢想,在工作一段時間之後,讓自已從薪水階級解脫,已成為多數上班族心中的夢想。

心理學家馬斯洛( Abraham Harold Maslow)定義人生最高境界為自我實現,而追求自我實現的境界遠遠高於滿足生理、安全、歸屬和愛、認識和理解等需求,也就是說一個人什麼都有的時候,要如何實現自己的潛能、創造力、理想和信念,讓自己沒有遺憾;然而,現在卻有很多人仍陷在工作的枷鎖中,無法掙脫,更遑論追求自我實現。

調查發現,28.4%的上班族不想再當上班族的原因是「工作時間太長,或壓力太大」,其中尤其以科技業者26.7%的比例最高,科技新貴雖然收入豐富,但是工作時間偏長,壓力過重,是最想放下工作的族群。



不想讓孩子聯絡薄空白 陳瑞枝辭去高薪工作

在華碩擔任採購部門代主管的陳瑞枝,1年前辭去令人羨慕的高薪職位,回家照顧家人。她說:「我以前人生是黑色的。早上天還沒亮就出門,晚上工作到9點、10點以後,甚至做到半夜1、2點,第2天早上還得在8點半上班,從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麼顏色。」晚上10點以後,華碩整棟大樓仍是燈火通明,所有華碩人--其實應該是所有科技人,都是過著這樣的生活。

陳瑞枝與所有科技人一樣,每天早出晚歸,因為先生也工作到很晚,因此她跟自助餐店老闆講好,讓讀小學和幼稚園的2個女兒,下課後自行到自助餐店吃了晚餐後再回家;等她下班回家時,女兒通常已經睡著,女兒的聯絡薄常常來不及簽名,老是被老師打上問號。

每次回到家看著女兒熟睡的臉,「我感到好愧疚,覺得對不起她們。」去年暑假她決定辭去工作,回家照顧家人。辭掉工作之後,她並沒有讓自已閒著,白天去學習各種健康飲食課程,全心幫家人調整體質。

到金瓜石開民宿完全是意外的巧合,今年3月他們一家人到金瓜石玩,意外發現「原來台北也有這麼漂亮的地方」,金瓜石背山面海,雖然是個山城,但是卻可以一眼看到太平洋。這裡四季風情都不同,空氣清新,寧靜純樸,他和先生都愛上這裡,開車回家途中,當下又折返,看中一家餐廳,事後他們主動說服餐廳老闆把店頂讓給他們,沒多久,他們舉家遷到金瓜石定居;篤信基督教的他們把這座民宿以耶穌最小的門徒利未(Levite)命名,6月「利未莊園」民宿開始試營。

來訪當天,金瓜石下著微雨,山嵐就在眼前飄來飄去,陳瑞枝在廚房煮咖啡,正對著大海,陳瑞枝讚歎的說:「我每天在數海有幾種顏色,到現在都還沒數完呢!」 「以前工作只是在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工作只是為了領到薪水,現在我認真為自已而活,在工作中享受生活,自己當老闆;不想做生意時,只需把門關上,就可以休息。」

「你看,山嵐飄過來了」,陳瑞枝好興奮,好像山嵐是她的一般。離開工作,陳瑞枝意外發現新的人生。

在美國推動「為生活而工作」運動的作家喬.羅賓森在《別做老闆奴隸》一書中提到:「沒有任何一項工作值得犧牲健康、忽略家庭、放棄真正的生活時間」,「辭掉要命的工作並不是世界末日,卻可能是新的開始。」

羅賓森認為「人生有另一種日子,另一條道路,但是你看不到它,除非你容許未知展現在眼前。」陳瑞枝為了家人辭掉工作,卻發現人生的另一條
道路,與羅賓森的概念不謀而合。


準備7年 張祥佑要演自己寫的劇本

在康迅數位科技公司擔任行銷副總的張祥佑,今年才36歲,他已經規畫好7年後退出職場,過自己想要的生活。

做廣告行銷出身的張祥祐,待過聯廣、義美集團、台灣智得溝通等多家廣告公司,曾在北京幫康師傅作廣告行銷。身為廣告人,他經常是從早工作到晚上11、12點以後,回到家已是半夜,有時為了趕企畫案,可以連夜不睡做到天亮,回家洗個澡,繼續上班。

生活的每一天幾乎都被工作占滿了,沒有自我的時間。他從念書時期就喜歡賞鳥,酷愛大自然,假日幾乎都往野外跑,喜歡寫些文章在各報章雜誌發表,但過去幾年的工作型態,幾乎沒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說五子登科是人生最美好的事,張祥佑認為現代人一生大部分都在工作,對現代人而言,最美好的事應該是「進到一個好的產業,一家好公司,老闆賞識你,有同甘共苦的同事。」這幾樣缺一不可,例如,你進到一個有未來性的產業,但是如果公司本身體質不佳,也難有前途可言;或是公司體質很好,但是卻老闆不賞識你,那也很鬱卒;再即便老闆賞識你,但是如果同事間處得不好,那也是白搭。

如果要全部擁有,必須有好機緣才行,「那人生還有什麼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呢?只有退出職場,照自己寫的腳本來過生活,以前我都是照別人寫的劇本演,以後我要照自己的劇本來演。我不必再求別人,也不必別人來求我,人們和我是彼此沒有功利關係的交往狀態,這是多開心的事啊!」

張祥佑眼神充滿嚮往地說:「我不討厭工作,但是我想要自己掌握生活。」他已經向周遭朋友宣布,2010年他要完全退出職場,那年剛好43歲,「退出職場後,我可以做自已想做的事,我有上千本書,我要一本一本讀完,還有拍照、旅行,種花、賞鳥。我可以扮演的角色實在太多了.....市民大道上木蘭樹的花,有股豔麗的香味;台北市中山北路上有漂亮的楓香和樟樹,它們的紋路和樹幹長得如何,我都很清楚。」張祥佑不想像薛西佛斯一樣,永遠脫離不了痛苦,他說:「你可以把那塊石頭丟掉啊,它就不會再沒完沒了的折磨你了。」他要用7年時間準備,7年後丟掉那塊石頭,解放自已。想要掌握自己人生,張祥佑提早放下工作,知名作家游乾桂則是夢想實踐者,他是典型離開工作追求心中夢想的人。


每月只要3萬元 游乾桂全家做翹二郎腿族

在醫院擔任臨床心理諮商師的游乾桂,一直身兼兩職,白天做心理治療師,晚上在擔任編輯主任;32歲那年,身體出現異狀,肝指數超過200,一度以為得了肝癌,檢查結果是慢性肝炎。

「那時每天都昏沈沈的不想上班,到了辦公室就想下班。」游乾桂形容當時情形,當下他告訴自已:「我要過對得起自已的生活!」游乾桂開始計畫脫離職場。他花了5年時間準備,前一年,他每天認真記帳,試著看如果他辭去工作,一家人(太太沒有工作,2個小孩念小學)在台北市生活一個月的開銷要多少錢。

1年後,他發現一家人一個月只要3萬元就夠開銷了,就這樣他試行5年後,在37歲那年同時辭去2份工作。游乾桂形容那5年是織夢時間,他很清楚自己的夢想,希望離開工作,專心寫作、演講,為興趣而工作。辭職後,游乾桂曾在家賦閒半年,那時心裡有點慌,但是他之前存的錢足夠一家人過一年簡單的生活,因此他轉念一想「這是一生中難得的休閒,要好好利用」,他到處遊山玩水,看書、寫作,後來寫作狀況漸入佳境,書一本一本地出,演講也接踵而至。

游乾桂說,一家4口都是「翹二郎腿家族」,每天閒居過日子,「現在我可以每天決定自己一天的色彩,決定自己的啟承轉合,決定自己起床的時間,做自己的主人,而不再受制於工作。」「如果你有夢想,只要開始就有希望,不開始就是零,開始了即便是0.1,加起來也會很可觀。」游乾桂說。

造訪他的那天是星期5上午10點,正是許多上班族最忙碌的時候,但游乾桂卻能悠閒的帶著我們到他頂樓的心靈花園,花園裡的花草植物全是他一手整理,「天氣好的時候,我常在這裡看星星,閒來沒事就把這裡的造景全部移動一次。你看,這張椅子的靠墊是我在海邊撿的漂流木,很棒吧!」在這個繁忙的大都市,他可以過著這樣閒散自由的生活,真叫人艷羨。


林家齊辭去百萬年薪 抓住兒子青春期的尾巴

游乾桂辭去工作追求夢想,張祥佑計畫在7年後辭職,掌握自己的人生,正是這次調查的最佳例證。根據調查,55.3%的上班族想放掉工作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顯然多數人所選擇的都不是他所喜歡的工作。

調查發現,58.3%的男性想放下工作是為了陪家人,另有47.6%的受訪者放下工作是想「先放一段長長的假,之後再做規畫。」聯華食品中國地區總監林家齊,最近就在親情的呼喚下,毅然辭去數百萬元年薪的職位,回家做個全職家庭煮夫。

今年才不過44歲的林家齊,39歲那年他就當上美商金寶湯公司(生產知名的雅樂思餅乾)總經理,後來轉任聯華食品,派駐大陸開拓市場,像候鳥一樣每天飛往不同城市,在各地視察業務。目前45歲,已經工作20年,最近太太強烈要求他回台,太太跟他說:「你錯過兒子最重要的成長期!」的確,他赴大陸時,2個兒子還在念小學,現在他們都已經上高中了。

「為了抓住兒子青春期的尾巴」,加上近來有高血壓情況,他提早與聯華食品解約,10月分辭職回到台灣,全心全意陪太太和兒子。「我想要享受一下腳步放緩的感覺」,現在他每天早上運動,陪太太吃早餐,等太太上班後,打掃整理家裡,下午去超市買菜,為全家準備晚餐。

林家齊認為,生命歷程中,有某個階段你會想停下來,回頭看一看你的人生。他選擇辭職,停下腳步,不做下一步規畫,只是盡情體驗一下生活的改變,「你知道嗎,當我為太太、兒子準備晚餐時,真的有種幸福的感覺。」

《我們嫁給了工作》一書中便指出,多數人愛工作而不愛生活,成了工作的黃臉婆,我們嫁給了工作,逃避了人生,卻賠上自己。林家齊自有一套對工作的看法,他說「我喜歡工作,但我只把工作當愛人,不會嫁給工作。在工作上我有選擇權,我不是工作的奴隸。」他的確掌握了工作的選擇權,才能夠說辭就辭。


不要過別人的人生 一股作氣重新起步

知名專欄作家劉黎兒最近宣布要離開中國時報(東京特派員)職務,劉黎兒不過47歲,卻選擇放棄大報社的穩定工作,她說「如果不早點離開就不會想創業。」

根據調查,33%想放下工作的人是想創業,劉黎兒正是想離開現職另創事業,她想專心寫作、寫劇本,其實她心中有個夢想「有天成為超級有名的作家」,為了「下半輩子要過不同的生活」,劉黎兒勇敢向現在的工作說再見。全球知名的策略專家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想做就去做》中強調,「不要去過別人的人生」,他舉電腦為例,「電腦可以關掉AC鍵,一鼓作氣清除,重新起步,人生即使多按幾次AC鍵也無妨,因為這是你自己的人生。」

大前研一的人生就像他自己所描繪的,他一生都在追求夢想,對於自己想做的事,他就會勇敢去做。他喜歡音樂,卻轉念工學博士,畢業後進入麥肯鍚公司擔任顧問,之後參選東京都知事,最後落選;期間他創辦過創業家養成學校與政策學校,也企畫、製作、演出電視節目,擔任客座教授、經營企業、擔任顧問林林總總,過去的事可以像電腦一樣刪除,他說:「 人生惟有放下,才有所得。」

不論你工作幾年,如果你有想放下工作的念頭,你不必覺得慚愧,因為有84%的人和你一樣。當你想放下的感覺愈來愈強烈時,你應該正視自己內心的渴望,決定是否展開行動,暫停或不再工作絕非世界末日,只要準備充分,你得到的可能比失去的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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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之爭

三、四年級請客,七、八年級買單


天下雜誌第283期2003/09/15楊艾俐、譚士屏出刊

嬰兒荒、高齡化、政府赤字、退休金沒有著落……,當國家愈來愈窮,個人負擔愈來愈重;下一代一出生,就要替上一代背債。這些,將在全世界上演成驚天動地的世代之爭。這場躲不過的戰爭,誰是贏家?誰是輸家?處於驚濤駭浪的你,要如何前進?你是贏的世代,還是輸的世代?

32歲的建華銀行新店分行襄理張登貴,一大早匆匆從家裡趕到新竹科學園區,為客戶對保。中午沒有吃飯,直接趕到內湖、中和拜訪客戶,6點開始與主管開會。晚上7點,在新店閃閃夜燈中,他趕赴客戶家晚餐,9點半結束,他急速開往北二高,回到鶯歌家中。

張登貴負債很少(房貸已快還清),但是他的政府近年來借債頻頻,如同每個國民,他已為政府背負近17萬元(政府債務餘額今年已達4兆2千萬元)。他誠實納稅,但是他和台灣所有上班族,所繳的稅,政府必須拿部份去還本付息。

張登貴還得趕緊為退休生涯打算,根據主計處及勞保局統計,私人企業員工,領到退休金平均只有210萬元左右。但是另一批50餘歲退休的老師、軍人、公務員,領月退休金再加上200萬上限金額,可存入18%優惠利率,比上班時收入還豐富。

對照每年退休的13萬私人企業員工,每年這2萬5千位軍公教人員待遇,有如天之驕子。

「早知道,我去考政戰學校,現在也可舒舒服服拿退休金了,」一位文化新聞所碩士,去年在某媒體被迫優退,現在必須南北奔波,在大學兼課。未來不確定,經濟景氣難復甦,有人安穩退休,有人老年無依,有人甚至終年失業。社會不滿,妒忌情緒慢慢發酵。


世代之爭即將上演。老人化、嬰兒荒、退休基金無著落與政府赤字,將把嬰兒潮世代欠下的債,無條件轉移到新生代身上。

根據《國際前鋒論壇報》,西方世界世代之間,將要上演「驚天動地」(Perfect Storm)的抗爭,主要肇因於退休人口壽命延長,新生兒出生率急速降低,退休基金虧損,以及政府巨額赤字,都將嚴重影響40歲以下人的福利,加深他們的焦慮、不滿和反抗。但是上一代(55歲以上的嬰兒潮)則不甘拱手讓出到手福利,也必大舉對抗。這場「驚天動地」在西方世界即將釀成嚴重的「世代之爭」。

與西方一樣,「驚天動地」4種元素正在台灣加速上演。根據經建會人力規劃處統計,台灣去年婦女生育率創新低,每千名只有1.34(比美國的2,歐洲的1.8都低),新生兒只有22萬人,與20年前相較,只達半數。社會不但流行「少子化」,更出現「嬰兒荒」。

在此同時,台灣已邁向「高齡化」社會,經建會估計,我國15年後,65歲以上人口將達15%,比日本和歐洲都「老得快」。

退休基金投資大幅虧損,政府舉高額巨債也同步發生。政府債務餘額已佔國民所得30%,每100元支出,21元要用來還債。財務透明的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年報顯示89年投資虧損300億元,佔當時基金1/5。而去年雖然帳面盈餘45億元,但是如果加上未出售的股票等投資損失,則虧損44億元,佔基金近2%。

現在發行的公債,20年或30年後還本付息,政府必須靠當時社會繳稅主力,也就是7、8年級生來還債,「愈後面所付代價會愈高,」國立空中大學教授李允傑說,「這是代際間的不公平。」

「3、4年級請客,7、8年級買單,」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比喻。「處理不好,」掌管60萬文官升遷,考選制度的考試院長姚嘉文說,「我們會面臨恩俸亡國,和赤字亡國雙重危機。」

這是場資源與福利之爭,是公資源與私資源之爭。主要贏家是這10年來已退休的軍公教人員,未來幾年內將退休的也會是贏家。輸家則是40歲以下世代。世代之間將因工作、升遷機會、社會福利、繳稅,而起衝突。

嚴重則會導致社會擾攘不安、抗議頻繁。最近成立的泛紫聯盟,不久將舉行的國營事業員工大遊行、教師大遊行等都是各種權益之爭的前兆,個人群起自救將日益增多。「人們了解政黨輪替並沒有明顯的好處,」《當企業購併國家》作者諾瑞娜赫茲說,「選民可以透過抗爭,可以讓各大政黨原本不會列為政策的議題,得以成為政策。」


政府以優惠利率與鼓勵早退優待軍公教人員。但他們的退休金,是花政府的錢,也就是花全民的錢。

但是世代之爭,也肇因於政府(包括行政、立法、考試三院)施政未能呼應環境改變。「就像天冷了,應該加衣服,否則就會感冒,」一位民進黨人士指出。

早期軍公教人員比起民間,待遇通常較低,但民國60期經濟起飛,政府逐步給軍公教加薪,有年甚至加20%。雖然軍公教調薪,中階和初階已和民營企業待遇相差不多,但政府直至民國85才規定提撥薪水一定比例(從2做起)做退休金。又為了體恤他們辛勞,退休金全部或月退裡,公保給付部份可存入做優惠存款,給予18%優惠利率。

為了鼓勵公務人員新陳代謝,政府規定25年就可申請退休,領月退俸。公務人員提早退休,現代人壽命增長,政府負擔將大為增加。根據《天下雜誌》估算,領月退者55歲退休,可以支領23年。加上優惠利率存款,一生將可領到2千萬元。

但是民營企業員工退休所領到只是平均2百萬而已。「不但代際垂直不公,同代也有水平不公,」一位文化人指出。現在退休軍公教人員,大部份在年資內都未提撥退休金,因此政府就得出錢。例如退輔司司長陳清添表示,今年政府就得編列1,400億元(尚未包括各級教師)退撫支出。幾乎相當於我國中央總支出的10%,更相當於我國經濟建設支出的3/5。

政府出錢,也就是全民出錢。「我們繳稅支持現在最愜意的族群,」一位成衣公司退休的經理,又開始兼職為退休做準備,「實在不甘心。」相對而言,大部份軍公教已退休的人的確過得愜意充實。一位台北縣小學退休教師早上起來,泡杯咖啡,瀏覽著報紙,問起她的退休規劃,「我什麼都不要規劃,」她說,「我要好好休息1年。」

雖然如此,她還是每天都排滿修養身心課程,星期一瑜珈,星期二書法,星期三繪畫,每天早上和同好在公園跳韻律舞。週末和先生去跳交際舞,在華爾滋舞曲中結束他們的夜生活。

一位在研究機構做事的劉小姐,星期六下午仍在趕研究報告,她在師範院校已退休的同學,卻計劃著下星期要去哪裡玩,只因為13年前,她放棄小學教職,公費留日讀完碩士,卻一直只能做約聘研究人員,沒有退休金,福利也少。「每次同學會回來,我總要低潮幾天,」她幽幽地說,「我只能安慰自己,生命的意義是在過程,而不在結果。」

提前退休,找尋事業第二春的更是收入豐富。兼差教補習般的中學老師,退休後,更能夠全時教補習班,月入20多萬。一位她的同班同學看到這位以前在高中,大學成績平平的數學老師,酸酸地感嘆,「你只能說人生難料,賺錢不是唯一目的。」

很多50歲出頭的公立大學教授,還沒退休,就已積極尋求私立大學任教,有的公務員到國家出資的財團法人任職。2份薪水起碼有20萬上下。「不但不公平,而且阻礙年輕人前途,」一位學界人士看到很多國外回國的30歲上下博士只能在大學奔波兼職,每月掙3萬多元。

但並不是所有軍公教人員都享有如此高的福利。民國60、70年代退休人員很少拿到2百萬以上退休金。他們的生活都靠這18%優惠利率存款孳生利息。因此每當要取消優惠存款聲浪起時。總有老人攔住考試院長姚嘉文陳情訴說。

人事行政局局長李逸洋日前也表示,軍公教人員退休金18%優惠存款利率絕對不會取消,因為這影響到84萬個家庭,約250萬人的權益,茲事體大。

但政府對退休公教人員退休俸補貼,將與年遽增。去年退休的公教人員約有1萬5千人,是86年的2倍,增加速度十分驚人。而龐大的退休潮才剛剛開始而已,根據銓敘部統計,目前45~50歲公教人員約有7萬人,10年後這些人員將屆臨退休,人數將是去年的4倍多。根據精算報告,依照目前的狀況,屆時基金可能將面臨入不敷出的窘況。



然而並非全部軍公教人員都能享得到好處。依目前狀況,50年後將有8兆的退休金虧損,每個新生兒,等於背著36萬債務出生。

即使政府預定在95年將提撥率調升至12%(現為8.8%),但除非未來退輔基金能夠完全按照精算結果調整提撥率。否則軍人、教育人員與公務員將先後於民國107、118和125年領不到退休金。50年後,基金也將面臨8兆虧損,國民一出生得為他們背負36萬債務。政府只有加印鈔票,全民承受通貨膨脹之苦。年輕軍公教縱使終生提撥,退休金也大幅縮水。

「這是吃定政府,也吃定下一代,」立法委員沈富雄說。「上一代吃大餐,下一代吃殘屑,」美國《Fortune》指出2代間的心結。

台灣的驚濤駭浪,世代抗爭,還不止於此。中國大陸迅速崛起,更將搶去台灣的諸多機會,台灣優勢的高科技產業已受威脅。

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提醒,台灣上半年貿易接單金額雖創新高,但是失業率仍然持續不降,徘徊於5.2%,表示很多工作機會已經搬到大陸,再也不會回來,「台灣只能成為4C,也就是指揮Command、控制Control、通訊Communicate、電腦Computing中心,」苗豐強說。

一位在高科技公司任職的女主管,向上司要求加人時,上司回說,到大陸去找。他們只要1/4薪水,更肯加班拚命。「在台灣,我的屬下未來還會有出路嗎?」這位女主管感傷地說。

全球盛行工作大轉移。美國不但是高科技公司將軟體、客戶服務外包給印度、以色列,金融、零售業更開始跟進。8月中,美國一家公司中階主管,在公司停車場舉槍自殺,因為公司要求他把自己技能教給遠在東方的印度人,他了解自己飯碗難保而自盡。

從前年初開始,美國已經失去320萬個工作機會,復甦後,就業增加人口反而降低1%。「這場復甦,不單是無就業復甦(jobless recovery),更是失業的復甦(job loss recovery),」《經濟學人》說。


世代間除了「債務糾紛」,也開始搶資源。爭工作、爭升遷、爭機會,更要爭個人保障。

28歲的朱學恒(6年級生)已經覺得5年級生是既得利益者,他雖然翻譯整套「魔戒」,賺得2,500萬元版稅,但他在中央大學電機系同學,在科學園區裡,晝夜加班,只拿月薪3萬多元。「中階主管都是5年級生,他們已沒機會了,」他說。
32歲的潘恆旭,最近出任《大成報》執行副社長。做過廣告人、電視人,現在踏入平面媒體,帶一批比他更年輕的總編輯、副總編輯們迎戰香港登陸的蘋果日報。看到電視及報紙老面孔不去,「我們要隔代接班,跨級破壞,」他冷靜地說,「以我們的方式幹掉他們。」

他認為,一些35到45歲的中階主管只是隨著台灣經濟奇蹟而起飛,創意不夠,也不能為台灣突圍,是他們更上層樓的瓶頸。潘恆旭說,年輕人心懷不平會意志消沉,社會也會失去活力,就會用體制外方法,鋌而走險,如集資買股票、簽樂透等,更讓年輕人尋求不勞而獲。

40歲世代只有更加努力,掀起飯碗保衛戰。金融界競爭激烈,銀行行員和主管每天幾乎都得工作12個小時,拜訪客戶、上訓練班。「以前是金飯碗,後來變成鐵飯碗,現在是保麗龍碗,一捏就碎,」一位銀行主管說。

台灣人工作時數已是世界最高,每年平均2,282小時,但是根據最近《Cheers》雜誌所做調查,75%認為自己工作過量。大部份人長時間工作,最主要是增加個人競爭力、要學新技能、怕失業等。

40歲上下的人,更是上有高堂,下有子女,成為上下夾攻的三明治世代。在外商成衣公司做事的黃玲娜,每天一進辦公室,就忙到下班。剛剛喪父的她,70餘歲的母親又在台南跌倒,要換人工關節,公司太忙,只有等週末才能南下探望母親。「自己忙沒關係,沒辦法陪媽媽,才讓我……,」她有點哽咽。

這幾個世代更有隱憂,辛勤一生,退休金可能也無著落。企業隨時可以關廠倒閉,只有9%企業(涵蓋全國44%員工)為員工提撥退休準備金。中途離職者,前面年資化為烏有。更有的企業快拿到退休金時,公司忽然將其變為契約工或臨時工,逃避退休金。

尤有甚者,連最基本保障的勞工保險也不免破產之虞。根據勞保局最近的精算報告,88年勞保的老人給付的財務缺口(即已提撥金額與可支付退休的差額)為1兆5千7百多億,約為勞保基金的3倍。如要補足,中央政府必須花整年預算才能彌平。如果不提高提撥費率,勞保基金過35年,也不免走向破產,到時繳了一生保費的人,領不到分文。

「我們這一代佔了你們的便宜,你們不但養我們,還得自籌退休金,」台大法律系教授余雪明,指著一個不到30歲的年輕人說,「你們下一代會更慘。」


代際之爭,也將上演成國家生存戰。除非嚴重犧牲未來世代的願景,政府不可能兌現過去的承諾。這,會是西方國家衰敗的開始。

西方世代抗爭會出現在台灣嗎?會以什麼方式出現?9月台灣將舉行國營事業員工大遊行和全國教師大遊行,未來會有剝奪自己退休金抗議遊行嗎?反對政府舉債過高大遊行嗎?

大部份40歲以下人忙於工作,幾乎無暇抬頭關懷自己未來處境。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人指出,壓力太大了,沒時間想這些問題。28歲的朱學恒半開玩笑,「我們只喜歡看漫畫,找快閃族。」

但是不管年輕一代是否關懷,由於要減緩人口老化,減少政府赤字,健全退休制度都不是一蹴可幾,更必須未雨綢繆。「你可以慢慢改,」空中大學教授李允傑說:「但是不能不改。」

例如要延緩人口老化,很多學者建議要有健全的人口政策。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蔡青龍指出,我國如不提高人口出生率,大約30年後,青壯年勞動人口甚至會比現在更少,經濟損失不講,繳稅人口減少,更難填補退休財務漏洞。

又如我國即將邁入高齡化社會,政府得籌思國民年金,廣建養老院等,使老有所養。但政府三年前開始發放敬老津貼,每人3千元,一年支出140億元。養老政策只是發現金,「是左手進(收納稅人的錢),右手出,這樣的政府缺乏附加價值,」剛卸下政大副校長職位的管理學家司徒達賢說,政府應將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

邁入高齡化社會,歐美等國對青少年及兒童照顧更為加強,因為他們將是未來貢獻主力。

據台聯立委程振隆的研究,每位中小學生所分得的教育經費比例只有大學的1/3,貧窮的縣市如雲林縣,教育經費只夠付給老師薪水。連攸關學生安全的措施,也都只能將就。屏東潮州光村國中校長林景祥在南台灣的學校裡,一面清點攸關學子安全的消防設備,一面訴說,這些設備都已經30年,縣政府消防隊屢發罰單,要改善必須花費75萬元,但是縣府叫窮,「他們只給我15萬,」他說,「要我改到合格就好。」

林景祥更擔心學校裡,一半學生都是單親或隔代教養(由祖父母養大,父母離散或在外地打拚),一開學就1/3學生繳不起註冊費,也無法養成一技之長,將來失業,淪為低收入戶,又要靠政府救助,「負擔又會轉到中產階級或企業身上,」林景祥說。「這種學生,更容易陷在惡性貧窮循環中,」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說,「到時不但有世代之爭,更有階級之爭。」


世代之爭雖然已帶起另一種階級之爭,但政府的願景仍一片茫茫然。

令各世代人不平的是,更多人坐享其成。例如全國319鄉鎮鎮民代表(每鄉平均10~20位)每年只出席2個月的會,卻拿月薪7萬多元,還可以出國考察。「這是公共財的悲劇,」一位大學教授說。

卸任總統的開銷更是所費不貲,以93年編列的預算為例,1年所花的開銷高達6千多萬元,包括隨從、官邸、退俸、特支費等。等於1200位教師的退休金(以每月5萬月退俸計)。而且不管哪個政黨的總統,「施政都是即時性,短時間,」空中大學教授李允傑指出,「看不出政府有願景,有目標。」

所幸政府有關單位已經開始注意,世代之爭裡4種元素:老人化、嬰兒荒、退休基金虧損、政府巨額赤字。

例如,經建會去年邀請專家學者,研擬3階段鼓勵生育計劃,延緩高齡化社會到來,提高軍公教人員提撥退休金費率。考試院也在研擬實施「展期年金」,預計將公務員支領月退俸資格延到60歲。

但是政府必須做得更多,想得更遠。「我們這一代,不能把下兩代資源用盡,」一位民進黨資深大老指出,「否則『富不過三代』將不幸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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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心聲---聽中產納稅人的不平

天下雜誌第281期2003/08/15 :刁曼蓬‧陳雅慧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執行長薛明玲:
有錢人出走,稅只課窮人

我從來沒有看過哪一個廠商投資幾十億時,決定性因素是因為稅的優惠。稅,只是廠商投資的強心劑,不是關鍵因素,政府的行政效率才是最重要的。我個人不贊成盲目給企業租稅優惠,要看整個投資環境的狀況。租稅獎勵只有短程效果,長程還是要靠提高行政效率,因為企業競爭是國際競爭,不只是島內的競爭。
 
租稅減免還會造成2個嚴重的問題,第1是不公平,政府財政收入的大餅是固定的,減免一部份人的稅,就必須由其他人來支付,這也是為什麼薪資所得稅率一直降不下來,因為他們必須去彌補享受減稅優惠的企業稅收。
 
第2個問題是,租稅減免還會造成許多無謂的行政成本。譬如,研發支出和新興重要策略工業五年免稅的申請,都需要提出大批的書面報告。有一次我碰到稅務部門的人,他們說平常八成時間都花在審查這些免稅文件的工作上。這些書面工作都和競爭力無關。
 
高所得者有能力找會計師和律師合法避稅,真正很有錢的人可能40多歲開始,逐漸把財富都移轉到國外,因為境外的所得全部免稅。財稅政策要設計的是一個務實的政策,而不是理想崇高,但是課不到稅的制度。目前高所得者有繳稅,但和他們實際所得一定不相當。
 
譬如,遺產稅被譏為「暴斃稅」,因為只有暴斃沒有規劃的人才要繳,一般有錢人都早就避好了。我們現在的稅務制度是有錢人不回來繳稅,只課到窮的人。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副教授黃耀輝:
拿出對企業的態度對人民

這幾年政府犧牲財政,但是並沒有達到經濟成長的目標。這3年財政惡化,國民所得也倒退到98年水準,過去幾年白幹了。荒謬的是政府拚命減稅,只有高所得者受益,最需要幫助的中低收入戶卻受害。
 
企業都要求減稅,當政府沒錢就要政府舉債。因為只要不要增加企業的負擔,讓後代來負擔就好了;到最後,租稅和舉債的負擔統統落在沒有能力做租稅規劃的人,這些人就是薪資所得者。台灣每一個小孩一出生,平均每一個人就負擔30萬以上的債務。
 
因此,每年繳稅的時候我就特別生氣,就寫文章罵。我的所得都靠薪資,一毛錢都跑不掉,每年我都是拖到最後一天才交稅。我們要求的也不多,只是要求政府用對待企業家的態度,對待人民。否則,中產階級可能要提出諮詢性的防禦公投,要求政府不要再增加薪資所得的租稅負擔。


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簡錫堦:
貧富差距就要引發社會問題

其實我在立法院時就注意到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這個問題很嚴重,去年的國民所得調查發現,台灣貧富差距已經到6.39倍。根據國際標準,到達7倍的話,這個國家一定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的程度,是可以檢測這個國家處理社會議題的能力。
 
當貧富差距快速拉大時,我就開始感覺,以前台灣社會的動盪是來自政治,但是未來台灣社會的不和平可能是來自貧富不均。這樣的社會問題正在醞釀,但是政治人物沒有意願解決。陳水扁總統剛剛上任的時候接見民進黨立委,聽取建言,當時我就建議,一定要重新檢討稅制,因為台灣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就是稅制。
 
在台灣,兩大致富管道是證券交易所得,以及土地交易所得,但是這兩項資本利得完全免稅。如果從左派角度來說,這叫做不勞而獲的所得。不勞而獲不用課稅,等於就是加重社會對勤勞所得的課稅,這是台灣社會嚴重的不公平現象。但是,當年陳總統一聽到財稅改革,他只說:「啊,這個太敏感了。我無能為力去改這個。」


一位財政部中級官員:
窮到沒錢培養人才!

每次談到減稅,財政部官員都被批評保守、迂腐、不懂產業……,但減稅的條例實在是太多了,多到記不得,財政部每天擋都擋不住。給企業的減稅獎勵已經給了40年,但是對經濟成長的貢獻有多大?對財政又有什麼好處?
 
把政府經濟的狀況以家庭比喻,大企業就像是一個家庭當中,那些最會讀書、事業最有成就的小孩,父母在外人面前都引以為傲,但是他們都不奉養父母,回到家坐下來就吃飯。持家的反而是不太起眼、不太有成就,一塊一塊辛苦賺錢不多話的小孩,也就是一毛錢也無法逃稅的薪資所得者。
 
政府對企業這麼多減稅,企業的投資愈多,抵稅額度就愈大,以後就算是景氣好轉,也收不到他們的稅。
 
現在的政府財政,也跟一般家庭狀況一模一樣,就是給小孩的學費都付不出來了!財政部在過去國民所得仍低的時候,每年還可以選3位優秀同事到哈佛大學國際租稅班,賦稅署一年出國參加會議的經費有200萬元,現在一年只有選派1位去哈佛,出國預算只有80萬。連國際的專業財經期刊都訂不起,都得動用關係請外面的朋友幫忙找國際資料。
 
早年我們出國的時候,在國際場合都看不到中國大陸的官員,但現在他們年輕的一批批派,在國際舞台上,反而都看不到台灣的官員。10幾年前我們出國認識的官員,現在都已經當上部長。我們現在不出去,這些和國際接觸的管道就沒有了,等於是永遠守在原地。
 
怎麼會這樣呢?這個國家真是窮到不行!窮到培養人才的學費都繳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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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級的吶喊

窮人繳稅,富人避稅


天下雜誌第281期2003/08/15陳雅慧

40歲的邱先生,南投埔里人,921地震後,因為受過傷,一直找不到固定工作,2個小孩一個升國三、一個升國一,課業成績在班上都是最後5名。雖符合每月收入低於8,426元的南投縣中低收入戶標準,但因身心並沒有殘障,還是領不到縣政府發放的補助金。他只好向銀行申請了5、6張現金卡,輪流週轉生活費和小孩的學費。「眼前都顧不了了,怎麼管以後?」面對生活困境,他根本來不及考慮可怕的高利率以及未來還錢的問題。
 
地方財政困窘,54萬人口的南投縣,只有佔總人口的1.35%的7,300人,可以領到縣府對中低收入和殘障者的補助津貼。像邱先生這樣急需要政府幫忙的弱勢,因為政府太窮成了邊緣人。
 
愈來愈多的社會底層低收入者生活出了問題,政府無力幫忙;負擔原本就沈重的中產階級,生活也變差。今年剛剛從中華經濟研究院換到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財稅系當副教授的黃耀輝,每年一到繳稅季節就一肚子氣,一定都拖到最後一天才繳。「去年在中經院,還被齊頭減薪20%。這幾年,政府以拚經濟做藉口犧牲財政,但並沒有讓經濟變好!」黃耀輝生氣地說。


民進黨改革理想落空
3年半前、在政黨輪替前,《天下雜誌》曾製作「中產階級你為什麼不生氣」的封面故事,當時就已注意到台灣的貧富差距正快速擴大。在民國70年,台灣最高所得20%家庭的年所得,是最低所得20%的4.17倍,但到民國89年政黨輪替前,已達到5.5倍。當年許多人都覺得,政府的政策走向,是資源錯置、劫貧濟富,甚至「行政、立法都忙著為有錢人服務」。國民黨失掉政權和這樣的社會不滿,有著絕對的關係。
 
而民進黨打著改革的旗幟,贏取社會弱勢和中產階級的認同,拿到執政權。在當時,根據《天下雜誌》的調查,最高比率22.95%的選民相信,陳水扁若當選總統將會改善台灣的貧富差距;同樣最高比率25.54%的選民認為,陳水扁當選會讓台灣社會更公平。
 
然而民進黨執政3年半後,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急速擴大、社會鴻溝加深。同時,政府也愈來愈窮、中產階級的負擔更沈重,只有少數富人例外,所得仍舊不斷成長。


全台只有1/5所得增加
台灣的貧富差距在民國90年突然惡化。最有錢20%家庭的所得,和最窮20%十家庭所得相比的倍數,一年間從5.6倍跳到6.4倍。「這是量子跳躍(quantum jump),讓人很擔心,」暨南大學資訊系教授李家同提高聲音說。
 
若是把全台灣的所得者更深入細切成10等分,所得最高前10%的人,則是所得最低10%的61.3倍。這個數字同樣刷新紀錄。在民國65年,這個倍數是16.1倍,民國85年是24.4倍,民國89年也只有38.9倍。全台灣的低收入人數,去年已超過17萬創歷史新高,過去3年每年平均成長7%。而繳不起數百元營養午餐費、沒錢唸書的新聞更是媒體大力炒作的焦點,幾乎快讓一般人麻木。
 
從實際的所得來看,平均全台灣家庭的所得都倒退5年,從89萬減少到86萬8千元。最窮的1/5家庭甚至入不敷出,從31萬年所得縮水只剩下27萬9千元,儲蓄率還是負1.6%。只有最有錢的1/5家庭收入逆勢持續成長,從174.5萬成長到178.5萬。
 
貧富差距進一步快速惡化,原因是造成以前貧富差距不公平的陳年舊因,但新政府沒有做任何改善。例如,股票和土地的資本利得不課稅、對特定產業和股東進行免稅獎勵、兩稅合一等。
 
而同時,新的不公平稅制卻不斷出爐。例如,今年初立法院修法通過,適用產業升級條例的5年免稅對象,從特定產業擴大到所有製造業,甚至還溯及既往到去年的投資;另外,持續容許員工分紅配股,以不合理的面額課稅,以及開放超低稅率的金融投資商品等。


中產階級的價值在降低
而辛勤工作靠薪資所得生活的中產受薪階級,一分一毛收入都必須繳稅。跟不上社會轉型的弱勢團體,無法在這些優惠企業及高所得者的政策中受惠,反而似乎都成為被懲罰的一群人。
 
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是有錢人更有錢,而窮人更窮。本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的大環境下,原本就容易造成貧富鴻溝擴大。不管在全球何處,能創造高附加價值的菁英,可以領到國際級的薪水,但是一般人的價值卻在降低,更有一群人隨時會被取代。
 
49歲曾任顧問公司總經理,現在是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顏漏有,進入職場已21年,現在年薪約是當年30到40倍;但他也提醒,在會計師事務所裡,一樣最基層的工作,21年來薪水只增加了2.5倍。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其實更應該依賴政府的租稅正義,以適度調整財富分配,縮短貧富差距。然而,台灣稅制卻愈來愈利於企業和高所得者的金錢遊戲。
 
過去2年,台灣的高所得者不但不怕不景氣,還有本事讓錢滾錢不斷成長,又有極大部份的收入不用繳稅。在全球股市都不好的情況下,事實上仍有許多穩定的投資管道,花旗銀行分行暨投資業務負責人管國霖舉例,還是有很安全,收益率達五%的海外債券可以投資,但每單筆交易金額至少要2萬美元約70萬台幣,利息所得全部免稅。但這根本不是一般人有能力投資的金融商品。

窮政府送富人大紅包
今年初通過的金融資產證券化法案,以及7月立法院臨時會通過的不動產證券化法案,都將提供給有錢人更多的低稅率投資工具,以維持財富。未來,高所得者購買這類證券化的金融商品,都適用分離課稅6%的原則。也就是說若是買了1千萬的證券化產品,配息部份一律不納入所得課稅,只課綜合所得稅最低稅率6%。「法案通過當晚,我都睡不著,以後台灣的有錢人只會愈來愈有錢,」立法委員李桐豪說。
 
不公平的稅制,一直是形成台灣貧富差距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全台灣有149萬戶家庭不用繳稅,包括軍人、中小學老師、攤販、計程車司機等。而政府為了選票,也不敢要求這些特定族群繳稅,不斷延宕修法。
 
近1/3的人不繳稅,而高所得者,又有太多的合法避稅管道。雖然台灣的稅收相對於GDP的國民租稅負擔率只有12.3%,幾乎全世界最低。但對於以薪資所得收入為主的中產階級來說,台灣絕對不是租稅天堂。
 
根據財政部財稅中心7月份的最新報告,若把全台灣納稅戶依綜合所得高低等分為10等分,最高所得1/10的納稅戶,平均有效稅率只有12.97%。意思是說,台灣最高所得的1/10納稅戶中,平均每100塊收入,只有不到13塊繳稅,雖然,最高的稅率應該是40%。
 
去年,知名的高科技公司聯發科的248位員工,平均配到72.81張每股股價約500塊的股票,總市值達3,640萬台幣。但依稅法,員工分紅配股都以面值10元課稅,在財稅中心的資料,這200多位千萬富翁的員工分紅配股課稅所得平均只有72.8萬元,只有真正所得的1/50,適用的稅率13%。就是說,實際所得3000多萬的科技新貴,繳稅可能不到十萬塊。
 
但同樣是中高所得的受薪階級,領到的每一分錢都必須課稅。一位35歲票券公司的經理,太太也在銀行當襄理,夫妻年收入約300萬,但養3個還沒有上國小的小孩,每年繳稅超過30萬。「人家都以為我們夫妻高所得,但是我幾乎無法存錢,每年繳稅時都還要另外籌錢,現在的稅制對中產階級真的很不合理,」這位經理說。


企業賺百億,稅率零點幾……
這群沉默的中產受薪階級,多數人並不清楚,目前財政困窘的政府是靠著他們誠實納稅,才有錢施政。財政部主管稅務的一位高級官員,最近為了做研究,特地把幾家知名高科技公司繳稅數字調出來查看,一看就嚇了一跳。他指著一頁一頁財務報表,「一般公司的營利事業所得稅25%,這些公司一年賺幾百億,有的稅後純益大於稅前純益,或稅率只有零點幾%……,我都不知道這麼離譜!」
 
這位官員,太太也是公務員,每天搭捷運上下班,平均每個月繳3萬塊的稅,稅率21%。問他看到這麼多大企業不繳稅,會不會覺得很不公平,會不會生氣?「不會啦!我們都是依法課稅,是制度出了問題,」他心平氣和地回答。
 
不但人和人比不公平,因為政府對特定產業租稅減免,也讓不同的企業繳的稅,和公司的獲利不成比例。一家去年獲利近300億的科技公司,握有鉅額的投資抵減等優惠,每年都用不完,去年只繳了1,200萬的稅。帳面上還有高達134億,未來還可以繼續抵扣的所得稅資產。一家中小企業的負責人極度不平地說:「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是25%,我們賺4,000萬要繳1,000萬的稅!」這科技公司的簽證會計師也說:「2個資深的執業會計師加起來繳的稅,就比這家公司多!」
 
以收入結構來看,全台灣金字塔頂端收入千萬以上的高所得者,只有不到17%的收入,來自薪資所得。這群人絕大多數超過6成的所得,來自股利所得,而從他們光是擁有股票分派到的股利,就可以創造出千萬所得來推估,在背後看不到的股票資本利得獲利更為可觀。但是,這部份全部免稅。
 
另外,還有許多法令的灰色地帶也造成租稅的大黑洞。譬如,這幾年高所得者流行的捐地節稅,從剛開始稅基流失只有數十億,去年達到高峰,政府損失200億稅收,幾乎相當於1/10的綜所稅收入。「漏稅金額倍數成長,明年就會變成500億,」財政部長林全上任後,以鐵腕下達行政命令,堵住這個逃稅漏洞。捐地節稅就是讓高所得者,以低價購得公共建設用地,然後捐給政府,再以數倍的公告地價抵稅。

一位已經退休的會計師,在民國89年退休時,當年除了薪資以外,一次領了數千萬的退休金,加上股市大好,股利所得也頗豐,整年繳了3,000萬的稅,比起營業額上千億的高科技公司繳得還多。


中產階級繳稅給窮政府
但次年,他也開始捐地節稅,估計每年省1/4的稅額,3,000萬就等於少繳700多萬。「我當會計師時也曾建議客戶不要捐地節稅,這是法令灰色地帶。但後來想想,為什麼不?雖不公平,但合法,」這位退休會計師說。
 
政府不斷釋出對富人減稅的誘因,以達到政策目的,已讓政府愈來愈窮。經濟負成長,稅收的大餅不增反縮,反加重中產受薪階級的負擔。以政府稅收的規模來看,民國90年總稅收是1兆2587億元,比前一年縮水一成,回到了民國84年的水準。稅收大餅相對縮小,但個人的綜合所得稅佔總稅收的比率,卻從10年前的12%,一直成長,到民國90年已佔總稅收大餅19.5%,是對稅收貢獻最大的單一稅項。其中,薪資所得者繳納的稅,對綜所稅貢獻最大,達54.8%。
 
政府愈來愈依賴受薪階級的稅收,因此從來也沒有提出針對受薪階級減稅的政策。但為了選票,打著拚經濟的旗幟,政府卻不負責任地不斷開出競選支票,錢從來哪裡來?政府唯一的答案就是舉債。
 
光是今年到目前為止,政府就要多借1,000億來拚經濟,政府債務餘額佔GDP比重突破30%大關。美國的聯邦政府債務餘額佔GDP比重也只有34.4%,台灣國民所得只有美國一半,但政府借錢的能力卻緊追在後。政府積極舉債,未來仍是中產階級要買單。



中產階級和弱勢團體是輸家
窮政府更沒有能力幫助真正需要幫忙的弱勢團體。距離台北4個小時車程的南投埔里,曾是最嚴重的921災區,如今,失業問題已經是這裡嚴峻的生存問題。在全新整建氣派又寬大的埔里鎮公所大廳的一角,就業服務矮櫃檯前人來人往,詢問的人沒有停過。有拿著皮包仔細填寫資料的中年婦女、結伴穿牛仔褲的年輕女學生、也有穿著短褲的壯年男子。一位中年婦女一頁頁翻著列印著工作機會的表格,翻了幾遍都沒有看到合適的工作。
 
失業的父母,讓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堪憂,更可能永遠無法從貧窮中翻身。在鎮公所對面的巷子裡,1樓掛著「博幼基金會」招牌的公寓裡,有10多個國中學生正在上課。這些學生全部都是埔里鎮3個國中當中,每班課業最後5名的學生。這個基金會的董事長是暨南大學教授李家同。「功課不好和家境有非常大的關係。我們請暨南大學的大學生來教小朋友,只要有能力唸書,就不會落入永遠的貧困,」李家同說。
 
基金會的教室裡,一個剛升國一的女生,第一天來上暑期輔導。黝黑的皮膚、密密的黑髮剪了一個整整齊齊的西瓜皮,一邊練習ABCD的草書,一邊抱怨每天要騎半個小時的腳踏車上課。4點鐘下課時間一到,她露出快樂的表情,「我要去921圖書館借書!」「借什麼書?」「要借英文字典。」


誰來照顧大眾?
台灣的貧富差距隱然要形成社會問題,有富家太太每天出門皮包裡沒有50萬現金就覺得沒有安全感,但是也有國中生連一本英文字典都買不起。
 
對於跟不上產業轉型的人來說,失業就幾乎等於永不翻身。「我們這裡學習落後的小朋友,幾乎都是來自單親、父母失業或是只有阿公阿嬤的家庭,」博幼基金會執行長周淑禎觀察。
 
以前,中產受薪階級還能期待政黨輪替的改革希望,現在,似乎失去了著力點。但是,中產階級假如一直還是沈默的大眾,台灣社會的公平將更被扭曲,貧富差距惡化更可能衍生出更大的社會問題,中產階級就會是永遠的輸家。中產階級應該站出來要求,政府用對待特定企業和高所得者的態度,來對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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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反撲!

商業周刊 2003/003/31 郭奕伶


1963年,日本名導演黑澤明拍攝了一部名為「天堂與地獄」(High and low)電影:工藤是一家知名靴業的董事長,他是當時日本社會新貴,他的別墅就像富士山一樣,高高的鑲在一個山丘上。



在別墅的下方,是一片木造平房和鐵皮屋,裡頭住著一個人。這個人,每天抬起頭就可以看得到工藤的豪華別墅。他於是計畫,要綁架工藤的獨子,要求的天價贖金金額幾乎讓工藤失去一切。後來,綁匪被警方逮捕,行刑前,他堅持見工藤一面。


「我們兩個為何要相恨呢?」工藤滿臉迷惑的問綁匪,只見他漠然的說,「我只知道,我的屋子冬天很冷,夏天又好熱,讓我睡不著。而你的屋子像座天堂,高高在上,那是我開始恨你的原因。」對話結束前,綁匪對著工藤冷笑說,「讓有錢的人變成沒錢,真是有趣……,我並不怕死,不怕下地獄,我的生命一開始就像是在地獄。」這是一個貧窮反撲的預言,令人不寒而慄。



貧富的對立
贏家與平民大眾的差距不斷擴大
張忠謀:他們將成為危險的少數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批新貴興起的同時,也有一群新貧階級誕生。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憂心的指出,「知識經濟帶來的隱憂是長期,且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在舊經濟裡,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可以成為富人,其比率可能只占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由於比率過低,社會雖對其嫉妒,但會容忍。但是,新經濟會造成一批知識與科技贏家,當贏家與平民大眾的差距不斷擴大,他們將成為危險的少數,甚至可能引發新對立。」


這樣的對立,如一股洶湧的暗潮,在全球各地流竄,你無法預期,什麼時候將是臨界點?反撲的預言何時會應驗?但是,你卻可以觀察到一些預兆。英國立場偏左的《衛報》(Gardian),這樣評論著:「坦尚尼亞與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的差別何在?一個是歲入22億美元,分配給2500萬人的非洲國家,另一個則是每年賺取26億美元,由116個人來分的投資銀行。」這種說法,讓人想起工藤與綁匪令人不寒而慄的故事。


2000年,比利時《比京晚報》對全球財富統計指出:「全球最有錢的225名富翁所累積的財富,只要從其中拿出4%不到的錢(約340億歐元),就足以供給全球人口享受到多數的基本社會服務,包括教育、健康、生產與食物在內。」



沙漏的兩端
比爾.蓋茲的財富相當於
1億1千萬名最窮的美國人財產總和

《完美大未來》(A Future Perfect)一書描述矽谷:「矽谷出了什麼問題?第一,是菁英主義的另一面,這個測驗也許完全公平,但那些無法通過測驗的人就被刷下來了,矽谷當然不是一個金子塔型的社會,它的形狀反而比較像是煮蛋用的沙漏定時器,在兩端都有相當大群的人。這種結構會製造出自己的問題。第二是專注於產品的另一面,贏家變得和政治脫節,這部分表示他們在協助輸家上做得太少,也表示他們的裝備不良,無法捍衛讓他們獲利的體系。」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萊斯特.梭羅(Lester C.Thurow)也曾在1988年時統計微軟總裁比爾.蓋茲的財富,他的比喻是:「這個全球最有錢的人,財產相當於1億1千萬名最貧窮的美國人財產總和。」


諸如此類的說法,出現在許多對於全球化後貧富差距、新貧興起現象的描述。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分析,傳統的貧窮人口,在經濟、政治、社會參與等方面都是弱勢族群,長期被邊緣化,對於貧富差距狀況其實不太有反抗能力。



被剝奪的不滿
想討回公道,絕望到極點,就會反撲
受到鼓動,類似911事件容易發生

但是,新貧階級,因為所得驟然下降,看到社會上的貧富兩極化時,他們被剝奪感相對強烈,尤其在景氣持續惡化、工作機會渺茫時,那種沒有希望的感覺,更將強化這種剝奪感。他們覺得,自己過去曾經對社會貢獻良多,為何換來這樣的回報?「這種想討回公道的心情,如果真的絕望到了極點,將會以抗爭的方式來表達。」林萬億說。


梭羅也指出,「第3次工業革命後,人們被強烈的不確定感所籠罩,狂熱的宗教信仰也應運而生,這群「受挫的」中產階級分子,自覺無法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對待時,在不由分說、服從教義即可上天堂的鼓動下,就容易產生類似911事件的舉措。」


事實上,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就曾警告美國老闆,「他們只是獎賞自己,但卻把別人踢出去的立場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林萬億指出,台灣的新貧現象近3年來才急遽惡化,但因仍處在進行式中,其抗爭的方式還算相當溫和,例如,去年紛紛走上街頭的教師、農民與工人秋鬥大遊行。可預期的是,這群新貧階級未來將持續透過經濟、政治上的抗爭與發聲,來尋求改變。


不過,歷史上,因為貧富不均、中產階級變成新貧,而引發的政治革命、流血衝突,或改朝換代例子屢見不鮮,包括1986年的菲律賓馬可仕政權下台、1997年印尼蘇哈托垮台、智利、阿根廷等等。而去年巴西總統大選,由工人黨領袖魯勒以61%的高票當選,這是巴西40年來首度由左翼分子執政,他的競選訴求就是對抗貧富不均、反資本主義,巴西工人黨更是反全球化的代表族群。


張忠謀認為,「政府必須編織一個社會安全網,幫助處於落後的人有機會重新站起來,也要以教育的方式,擴大贏者圈,確保進入贏者圈的機會平等。」否則,正所謂「亂邦不居,危邦不入」,當贏者圈內與贏者圈外的世界產生對立,而引發社會不安時,這群具有國際觀、創新精神的菁英將遠離動盪不安的社會。


對新貧階級而言,最需要的不是立即的金錢援助,而是一份工作,一份對未來的希望。在台灣,當109萬人落入新貧時,所有的人,都需要重新思考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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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萬新窮人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新貧冰風暴」

商業周刊第801期 2003/03/31 郭奕伶
1601年,英國制訂濟貧法,將窮人分為值得幫助及不值得幫助的兩種人;後者就是指「有工作能力,卻沒有工作」的人,在當時的社會,如果你去幫助不值得幫助的窮人,你就會被世人所譴責。400年來,人們對貧窮的定義深深受此影響。

貧窮新面貌
全球化、知識經濟創造一批新輸家
「新窮人」有工作能力,但沒有工作

此刻的台灣,許多人對貧窮的看法還停留在400年前,我國的低收入戶計算標準也據此擬定。然而,貧窮的面貌早已不同。

當全球化的洶湧巨浪一波波襲向台灣,當資本家們不斷到各地尋找更便宜的人力,昨天還在中壢的工作機會,今天可能到了曼谷,明天就到了深圳,後天可能到了捷克。當地域觀念徹底消失,每個星期一早上,你都有可能被告知公司不再需要你了,公司要搬到深圳了;而明天,你的工作可能是被一部電腦或四川人搶走。隨時,你都擔心自己將成為過去式,變成公司昂貴的負債。

在這個全球化的大架構下,資金、機器設備、工作機會快速流動,一旦你的移動速度跟不上這個節奏時,你就有可能變成「有工作能力,但沒有工作」的新窮人。

1980年代,歐美社會學家發現,全球化、知識經濟,固然創造了一批新贏家,但也製造了一批新的輸家,新貧議題於焉誕生。如今,新貧現象也在台灣登陸。


109萬新貧階級
九成的失業人口屬於新貧族
他門最苦,卻不被列入社會救助體系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分析,目前的失業人口裡,九成以上屬於新貧族,因為其所得水準與過去的儲蓄率幾乎都處於台灣的最低層,一失業,就落入新貧的生活條件,而且,其未來找到工作的機會很低。根據此邏輯,林萬億推估,台灣新貧階級將近109萬人(編按:此數據根據主計處統計,今年受失業波及人口總數),且他們多數沒有機會進入社會救助的大門。

林萬億說:「他們是台灣最苦的一群人,卻不被列入社會救助體系。」中興大學行銷學系教授王宏仁則指出,「這是一個大風吹的遊戲,而且是座位越來越少的大風吹遊戲,越來越多人沒有位子坐。」這群沒有位子坐的人,怎麼辦?「這是一個新的問題,絕對不能以傳統的貧窮問題視之。」王宏仁說。

才過完年,國內量販店的開山祖師爺-萬客隆宣布結束營業;在台擁有7千名員工的華碩電腦,則傳出產能將一半移往大陸,準備裁員二成;台灣應用材料也在近日傳出將裁員2百人……,裁員比率達20%的消息。未來,這類的關廠裁員消息只會越來越多,它將同時衝擊藍領與白領的工作者,也將重塑台灣的社會面貌。

2002年,台灣的失業率已經竄升至5.17%。就在2000年時,台灣的失業率還僅2.99%,勞委會職訓局企業訓練組組長黃春長說:「當時,我看著那個數字,就知道大事不妙,每天擔心的要死,覺得全身的血液好像已經逆流,這件事很棘手。」

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目前正陷入近20年來最糟的就業市場,且看不出來何時會好轉。2年來,超過2百萬美國人失業, 電腦、家具、鋼鐵等耐久財製造業,平均每9人就有1人捲鋪蓋走路;航空公司、券商、服飾紡織業,則平均每10個人就有1個員工被裁員。


步上美國後塵
2015年前330萬白領工作消失
中產階級減少,被迫落入新貧階級

2月3日出刊的美國《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則以〈全球工作移轉新形態〉(The New Global Job Shift)的封面故事點出,美國白領階級的失業與貧窮憂慮。該文指出,全球化的下一回合就是將高階工作委外,文中預測,到2015年前,美國至少有330萬個白領工作,將移轉到低成本國家。作者拋出疑問:「在人們失去工作後,美國還能繼續繁榮嗎?」美國的白領、中產階級未來是否將越來越窮?

「新貧冰風暴」在全球各地上演。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Lester C.Thurow)在《知識經濟時代》一書中就指出,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將是知識經濟的特色,唯有最高技術的人,實質工資才會增加;而中下階級將面臨失業或薪資下降危機,主婦們被迫走出家庭,以雙薪收入維繫家庭的運作。在這種兩極化的發展下,中產階級將逐漸減少,他們被迫落入新貧階級。

梭羅並統計指出,美國的中間家庭(中間的20%),其財富占全國財富的比率,已經從1989年的10%降至1997年的3%。而從1970年代中期始,低教育與低技術勞工的薪資逐漸減少。梭羅指出:「1/3的美國勞動人口實質工資已低於1973年的水準,生活水準不如上一代。」

台灣的新貧現象,正跟隨著歐、美的軌跡發展。


加速新貧兩因素
小家庭,戶長失業全家無收入
社會保險制度不全,失業沒保障

台灣除了失業以外,林萬億分析,還有2個因素,加速新貧階級的興起。第一,「家庭的小型化」。根據內政部資料顯示,我國平均每戶人口已經從民國81年的4.11人,縮減到91年的3.25人。換言之,過去農村社會的大家庭,一旦失業還可以由家族吸納,但現在家庭都已經小型化、或變成核心家庭,只要戶長失業,全家就失去主要的經濟來源。

其次是,台灣的新貧階級的成因還包括,「未被納入社會保險制度」。林萬億說,這些人未被社會安全網「網住」的原因是,他們加入就業市場時,失業保險制度尚未實施,也沒有年金制度;或者,他們都在小型的家庭式工廠,雇主未將其納入勞基法的保障,有些違法未提撥勞工退休金。因此,一旦失業,這群人都沒有退休金、資遣費,或失業保險金可以領。

面對這個急速蔓延的新窮人現象,林萬億說:「解決的辦法絕不能訴諸傳統的個人救濟,那將無濟於事,因為這不是個人的貧窮,而是整個區域的貧窮、結構性的貧窮。」

以英國、瑞典、丹麥、荷蘭等歐洲國家為例,近10年來,這些國家都是從歐盟的「社會基金」(Social Fund)提撥金額,在一個貧窮的區塊裡,提供教育、工作機會等等,提高整個區域體的競爭力,讓人們重新回到主流的社會體系,而非任其邊緣化。例如,英國有許多傳統紡織業的貧窮地區,就因為企業的認養,或政府的協助,勞工們開始學習電腦、提升競爭力、上網找工作、改善自己的經濟條件等等。

暨南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李家同也說,這波貧窮肇因於失業,要解決問題,必須打破台灣產業結構的畸形化發展,不能再一味追求高科技。他說,「我大膽預測,兩兆雙星的計畫在未來10年內產值會變成零,奈米就更加荒唐,我們連IC的機器都不會造,怎麼去發展奈米科技?」李家同說,唯有回到各個產業的基礎技術,才能在台灣扎根,創造永續的就業機會。否則,台灣的製造成本怎麼與大陸相比?


解決之道
發展服務業,小額投資創造工作機會
產業專業化、精緻化,製造商機

景文技術學院校長朱雲鵬提出,政府應該發展「就業密集產業」,例如,老人看護、旅遊、環保等產業。他說,目前的科技業平均要新台幣30億元的投資才能創造1000個就業機會,而且投資所需金額不斷提高。以12吋晶圓廠為例,700億元到1000億元的投資,才能創造大約1000個工作機會。反觀服務業,同樣的工作機會,所需的投資金額大約只是工業的1/10到1%。

前台南縣副縣長、現任台南藝術學院教授曾旭正認為,台灣社會裡還有相當多不專業化的部分,這些都是創造就業、發現商機的地方。曾旭正舉例,像去年底,日本衛浴文化協會特別來台灣,教台灣人如何把廁所刷乾淨,裡頭的know-how可不簡單,總共有20項步驟。「把東西做得更精緻、把事業做得更專業,這些都是大陸無法取代台灣的部分。」

李家同也認為,像床單、陶瓷、音響等各種即使是最平凡的小東西,只要把它精緻化,做到品質最好,都是台灣的商機。嘉義縣長陳明文舉例,把東西做到最棒,「就像賣蚵仔一樣,有人必須要一斤斤的賣,有人卻可以一顆一顆的賣。」嘉義縣目前正引進一種水質淨化設備,可將蚵仔的重金屬等有毒物質去除,屆時,蚵仔就真的可以顆計價了。

全球化之後,所有的人將只剩下兩種人,一種是從全球化得利的人,另一種則是被全球化遺棄的人,中間的人種將成為瀕臨絕種的動物。如果你不想被遺棄,不想被救助,除了政府介入的力量之外,你還能為自己做些什麼呢?


台灣人需要腦內革命
賣黑金剛蓮霧、開五星級民宿
把工作、產品做到極致品味

在屏東,有人賣蓮霧是一斤一斤賣,有人則可以靠著黑金剛的自創品牌,賣出一顆叫價2百元的蓮霧。同樣是經營民宿,有人定價一晚6百元,有人卻可以在清境農場帶動精緻民宿潮流,經營一個晚上要價3、4千元以上的五星級民宿。一樣是小學學歷的土木師傅,有人可能大嘆沒有生意,有人卻可以年收入百萬元,工作接不完……。

他們的共同點是,把事情做到最好的工作態度與企圖。過去,台灣人擅長大量生產,但缺乏把工作及產品做到極致的品味與專業,這是一種思維。曾旭正認為,全體台灣人都需要進行一場「腦內革命」。

在全球化後,個人存活淘汰賽只會越來越慘烈,這種殘酷的競賽,你注定無法逃避。因為,一場新貧冰風暴,正朝你我加速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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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貧窮的恐懼就像癌症……


商業周刊 第801期 2003/03/31 撰文者:郭奕伶


新貧藍領-裁員與失婚,讓他們從富裕墜入貧窮



這是民國92年1月30日,小年夜。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上,一間屋齡26年的舊公寓裡,46歲的陳進義與妻兒低頭咀嚼著碗裡的白飯,儘管飯菜是熱的,但上方的空氣卻冷到幾乎結冰。這是陳進義出生以來最難過的一個農曆年。陳進義怎麼也沒有料到,在國內歷史最悠久的鋼鐵廠-唐榮鐵工廠公司工作30年後,迎接他的卻是這個光景:被資遣的自己、失業5年的老婆與2個還在上私立專科的孩子。他手邊的存款大概只剩下新台幣100多萬元,而未來3年,小孩的學費還要72萬元(1年要24萬元),加上生活開銷、養老基金……,這是一個正在吃老本、甚至不久就要赤字經營的家計。以前過年,陳進義都會帶著全家大小出去露營,今年,他卻怎麼也提不起興致,只能關在家裡看電視、睡覺,「鬱卒啦!」

這是一個新現象,台灣的新貧(New Poverty)議題。何謂新貧?在歷史上,每一次的新貧問題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第1波是商業革命,第2波是工業革命,而第3波新貧則肇因於全球化、資訊革命與後工業時代的社會結構轉變。


1998年,歐洲知名社會學者迪克森(John Dixon)和馬夸洛夫(David Macarov)就指出:「一種全球性貧窮,正透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經濟效應而逐漸形成。」此刻的新貧議題,正是歷史上的第3波貧窮,它正影響著地球村的各個角落。20年前,它率先衝擊歐、美各國,現在,它登陸台灣,即將顛覆大家過去對貧窮的認知。


第3波貧窮引爆
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的失業潮台
灣新貧是絕對貧窮人口的6.6倍

與傳統貧窮的主要組成面貌「老、殘、病、童」截然不同,新貧的問題毋寧是更複雜、更難解決的,因為它牽涉到「撫養」、更牽涉到「就業」。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指出:「這群新貧階級是台灣最苦、最窮的一群人。」因為,這群新貧階級8成以上,被排除在社會救助體系大門之外。

目前台灣的貧窮率(低收入戶人數占總人數比率)僅0.75%,與美國、歐洲平均15%至20%的貧窮率相比,台灣的貧窮線標準相對嚴苛。根據社會救助法,這條貧窮線是以最近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的6成為標準制訂,92年度台北市最低生活標準是每月為13,313元,台灣省則為8426元。凡收入低於此標準者,則被列入低收入戶,領有政府補助。

問題是,這條貧窮線(低收入戶)的制訂標準是以政府的社會福利預算考量,與實際狀況有極大差距。曾經參與台灣貧窮線修訂的林萬億估計,台灣的新貧階級的比率,早已超越5%,是絕對貧窮人口(低收入戶)的6.6倍,但這群新貧卻沒有機會進入救助系統。

除了標準過苛外,一個相當弔詭的邏輯是,在計算家庭是否符合低收入戶標準時,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政府都以基本工資計入家庭收入,但其實,他們是沒有收入的。如果你要尋找台灣的新貧面貌,無法在低收入家庭裡發現他們。

其實,這群新貧階級,過去,在台灣的經濟發展史上,他們都貢獻了一己之力。然而,當全球化浪潮一波波襲來,勞動力、資本無疆界的快速流動時,台灣製造業大舉外移,一幕幕的淘汰賽不斷上演,結構性的新貧現象迅速在台灣的各角落出現。而且,數量急遽攀升。對這群新貧階級而言,中正大學社會系教授張世雄指出:失業與貧窮成為一種交互影響的惡果。

目前這群新貧族最具代表性的3個族群就是:低薪的貧窮工作人口(working poor)、有工作能力卻失業的人口,以及女性單親家庭。


梅花-37歲,單親6年
前夫曾是年入百萬的工廠老闆
如今車布邊、打零工扶養女兒

在嘉義縣朴子鄉,近2個禮拜來,梅花常常對著家裡的縫紉機發呆,因為,最近車布邊的家庭代工很難接,附近的零工機會又越來越少,她每個月的收入從8千到1萬元,極不穩定,要獨自撫養2個兒女,相當吃力。

民國55年次的梅花,前夫經營一家小型車床工廠,曾經年入百萬元。然而,景氣下滑、工廠被退貨,一夕間,前夫面對上千萬元的鉅額債務,開始意志消沉。梅花低聲的說:「我那時才了解,當一個人失敗、爬不起來時,會有多恐怖。」直到債主三番兩次上門討債,甚至當著稚子的面,亮出刀子、恐嚇她,梅花才下定決心離婚,並帶走兩個小孩。

就像她的名字一樣,「梅花、梅花、越冷越開花」,梅花說起話來雖然溫柔,但言談之間,其堅毅的個性卻表露無遺。儘管生活艱苦,但因為之前與政府單位交涉的受辱經驗,讓她不願辦理低收入戶登記,直到去年底,才勉為其難的接受家扶中心的協助。

6年來,她一個弱小女子,憑著一雙手與一台縫紉機扶養2個小孩。最早,她代工車睡衣的布邊。後來,睡衣工廠倒了,她去車新娘禮服的布邊。但新娘禮服工廠不久也倒了,梅花就幫親戚帶小孩。帶了6個月後,親戚被裁員,將小孩帶回自己帶,梅花只好開始打零工。

為了賺錢,她長期的超時工作,常常從早上9點開始車布邊,一直車到晚上10點,一刻也不敢休息,結果體力透支。有一天早上起床,左手、左腳麻到不能動,到醫院時,醫生要求她住院檢查。但她想到,兒子明天要考試,怕敏感的兒子會擔心,立刻逃離醫院。

最近,國一的大兒子數學沒考好,被編到普通班,他負氣的向媽媽說:「如果我有補習,一定可以上資優班。」然而,梅花不敢點頭。因為,如果他補習,將來妹妹也要求補習時,錢從哪裡來?「錢、錢、錢,你怎麼那麼會算?」長期的壓抑,向來貼心的兒子終於爆發出來了,他再也無法接受,媽媽什麼都拿錢當藉口。整整3天,兒子沒有與梅花講話,看到梅花好像看到仇人一樣。梅花沒有生氣,她知道,兒子一直想出人頭地、爭一口氣。

問起梅花最大的願望?她自言自語的說,「其實,我們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候,就是想像如果中統一發票時,錢要怎麼用?」對梅花一家而言,連買一張樂透彩券,都是一種奢侈。


林定娜,34歲,單親媽媽
經營五股家具工廠倒閉
擺麵攤月入6千,養5個小孩

離朴子不遠的嘉義縣六腳鄉長壽村,老年人很多,林定娜在鄉間的土地公廟邊擺麵攤。靠村裡的老人們捧場,林定娜的麵攤頂多一天2、3百元收入。和梅花一樣,林定娜也是單親媽媽,不同的是,她有5個小孩。民國85年,林定娜還是一家五股家具工廠的老闆娘,1百多坪的工廠,一到吃飯時,林定娜要煮上3桌供工人膳食。

然而,隨著大陸、家具大量進口,五股的家具業吹起一陣倒閉風潮,他們也被惡意倒帳。1千萬元負債,讓林定娜的前夫,無法承受打擊,開始酗酒、打小孩。林定娜狠下心來帶五5小孩出走。至於前夫,聽說現在棲身在苗栗的沙發工廠當工人。

為了張羅生計,從疊貨櫃、發海報、工地雜工到搬家工人,她都做過。但是,粗重的工作,將她的身體搞壞,現在,她再也無法承重。前一陣子,她滿懷期望的去全買超市應徵收銀員,「年紀太大」,老闆婉拒她。「58年次叫做年紀太大?」林定娜歎道。

梅花、林定娜,只是新貧階級的縮影,她們除了沒有固定工作外,還加上單親的弱勢條件。然而,在台灣的各個角落,還有一群即將加入新貧階級的人,或者稱為準新貧階級,人數正急速向上攀升,被唐榮鐵工廠資遣的陳進義就是其一。


陳進義,賣命30年,遭資遣
原以為是鐵飯碗的工作沒了
現在最欠缺的,不是錢,是希望!

唐榮鐵工廠是台灣第一家鋼鐵廠,極盛時期還有「北大同,南唐榮」美譽。民國63年時,唐榮擁有自己的品牌與碼頭,中鋼才剛起步,連貨要出口都得打上唐榮的品牌。在10大建設、房地產蓬勃的年代,唐榮肩負全國鋼材供應的重責大任。「我們鋼筋燒得火紅,才剛出爐、還燒滾滾的時候,就馬上被人家用卡車載走。」陳進義回憶,那個時代,他的薪水整整比中鋼員工多4成。

但隨著中鋼等民營鋼鐵廠的一一設立,唐榮老舊的設備、國營的經營方式,一點一滴的失去競爭力。過去10年內,唐榮平均每年虧損32億元。這繁華落盡的過程,員工們並非渾然不知。為什麼不採取自救動作?陳進義說:「幾年來,我們到處動員奔走,甚至透過議員,呼籲經營階層力圖轉型生產角鋼,給我們一個工作的機會,但有什麼用?反正上頭的人都是政府酬庸。」

去年8月31日,員工長期的擔心終於變成事實。唐榮以民營化的名義,將員工資遣,陳進義也失去了這個鐵飯碗。曾經熱鬧風光一時,如今,偌大的廠房只留下幾名泰籍勞工在拆卸設備,準備將其運往越南胡志明市。

問陳進義,為什麼當初不及早轉業、發展第二專長?然而,對一個國中學歷的藍領工人,一輩子只兢兢業業做過一份工作,而且一做就是30年,這個問題,他想了好久,始終答不上來。勉強的,他最後只說:「我以為,這是鐵飯碗。」

像陳進義這樣的準新貧階級,正當壯年時,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未來要找到工作的機率又是那麼渺茫……。在可預見的5、6年內,當他們微薄的積蓄花光,他們就是新貧階級。現階段,他們生活裡最欠缺的不是金錢,而是希望;他們最大的恐懼,則是未來即將破產的家計。這種恐懼,就像剛獲知自己得到癌症那般折磨人。


葉希中,47歲,待業中
零失誤員工,竟也被資遣
找了4個月工作,仍無回音

場景拉到基隆五堵,台灣北部貨櫃場的集散地,從紡織業、雨傘、製鞋……到電子零件,每一項產品出口都要在此裝櫃上船,這些貨櫃場是台灣1600億美元外匯存底的創匯幕後功臣,也見證了台灣經濟奇蹟。景氣暢旺時,五堵的貨櫃場每家都車水馬龍,每天一早9點開始,貨車司機們就爭相排隊等著卸貨;當時高速公路基隆到桃園路段,早上一定大塞車,因為路上都是貨櫃車。

當時,堆高機工人們為了趕卸貨、裝貨,幾乎每天都從早上7點開始上工,直到半夜11、12點才下班。然而,現在的貨櫃場空空蕩蕩。貨櫃場工人的生計,隨著基隆港貨櫃量的數字一路溜滑梯:民國85年,基隆港貨櫃量退出全球前10大;民國87年,退出前20大;民國90年,正式宣告退出前30大。在大時代的巨變下,今年47歲的中華貨櫃公司堆高機工人葉希中被資遣了。

雖然堆高機工人的技術層次不高,但是當二20部堆高機同時裝卸貨時,要如何穿梭其中,不碰到挑挽工人、避免彼此「撞機」,或撞壞物品,需要全神貫注。葉希中,正是公司裡零缺點的紀錄保持者。去年10月30日,他正聚精會神的收貨時,總務人員拿來一紙公文。看完公文,葉希中心頭一涼,「我從來沒有出過trouble,為什麼是我?有沒有搞錯?」他至今不解,「班長不是一直跟我打包票,說不管如何裁員,我絕對沒事嗎?」

少了每個月5萬元的工作收入,葉希中突然發現,狀況不妙了。因為錯誤的理財觀念,加上沒有未雨綢繆的財務規畫,讓他未來的生活充滿危機。

光在車子上的費用,葉希中就花了170萬元,期間,他換過4部車子,包括2部中古車,2部新車。此外,禁不起親情的壓力,5年前他為小舅子背了150萬元的債務,這些債務,部分由互助會支應,另外則是銀行的信用卡貸款。因此,一個月光是利息支出就要3萬3千元,如果再加上生活開銷,一個月的基本開銷至少要5萬元。

不但如此,葉希中這才發現:「這個家的淨值竟然是負的。」不只是葉希中,許多新貧藍領階級的理財、數字觀念其實都有盲點。因此,即使工作了20、30年,他們始終沒有建立一本堪用的家庭淨資產存摺。如今,他們失去現金收入,每個月將面臨淨現金流出,這個情況不會改善,除非找到工作。

近4個月來,葉希中嘗試在五堵、瑞芳、基隆周邊找工作,無奈工作機會渺茫。他說: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找到一份月薪3萬塊的工作,不然,未來30年怎麼過?


新貧藍領返鄉潮
在都市工作的農家子弟回流
有的僅是為了萬一失業做準備

離開海港基隆,往北邊的山上駛去,前總統李登輝的故鄉三芝鄉,正興起一陣新貧藍領返鄉潮。前《自由時報》記者陳素春表示,經過去年9個月的田野調查後發現,在過去的5年內,三芝鄉錫板村的農村第2代正大量由都市回流,原因都是失業而造成。錫板村是一個以種植茭白筍、山藥、花卉為主的小農村,人數不超過1千人。

30年前,當台灣以農村扶植工業時,一群16、17歲,國中畢業的農村子弟到台北討生活,但是,經過30年的努力,近年卻又再度落入貧窮。

這群現年已經40、50歲的人們現在退回農村,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多數仍然找不到出路,他們只好過著以物易物的原始農村生活,但一遇到需要現金支出的教育等花費時,生活就陷入無助。

52歲的老王就是一個新貧返鄉的真實案例。擁有高職電子科學歷的老王,30年前,在台北三重經營營造廠。憑著一股創業的熱忱,老王從白手起家,在這30年內,隨著台灣經濟的起伏,共歷經3次破產。回想過去種種,老王吸了一口菸,緩緩的說,「以前台灣到處是機會,現在,機會在哪裡?」他嘆道,奮鬥30年,最後一場空,還負債800萬元。


「心貧」最令人恐懼
老王只能對念大學的孩子說抱歉
陳三哥就怕撐不到小孩長大

至今失業已3年多的老王,回到村裡,只是消沉度日。「老王老了,再也沒有力氣上戰場了」,陳素春為他下了一個註腳。面對3個還在念私立大學、當兵的孩子,老王除了抱歉以外,還是抱歉。

而陳素春的三哥,也是一個恐懼墜入新貧的藍領工人。47歲的陳三哥,是台北樹林的工業用洗衣機技術工人。他與妻子離婚多年,獨自撫養分別在高中與大學就讀的3個小孩。1個月,陳家的教育生活開銷近4萬元,但他的薪水不到5萬元。

20年來,陳三哥辛苦攢下的300萬元,全換成了現在錫板村的住處。然而,眼見公司營運狀況大不如前,多數工廠早已外移大陸,工業用洗衣機的需求直線下滑,他們的工作,也從週休1天半,到現在週休3天,陳三哥經常睡不著,「如果被裁員了怎麼辦?」成為揮之不去的惡夢。這份工作能否撐過未來的5、6年,等小孩長大?小孩長大,是否找得到工作?於是,他假日開始兼農。

每天,眉頭深鎖的陳三哥都不忘恐嚇小孩:「如果沒有工作,你們就完蛋了。」小孩們也知道,父親肩上的擔子有多麼沉重。「這是一種沒有未來的感覺,與對貧窮的恐懼。」陳素春說。

陳三哥、陳進義、葉希中、老王、林定娜、梅花都曾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經歷過某種程度的富裕,然而,美好時光已消逝。他們最無法調適的,是那種由富而貧的墜落過程,他們「心貧」的程度,恐怕遠甚於實際的貧窮。誠如《完美大未來》一書中的一段譬喻,「全球化是一個魔鬼想要完全照他的方式所吹奏的旋律」,這是一個殘酷而混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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