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周刊 第801期 2003/03/31 撰文者：郭奕伶


新貧藍領－裁員與失婚，讓他們從富裕墜入貧窮



這是民國92年1月30日，小年夜。

高雄市小港區永義街上，一間屋齡26年的舊公寓裡，46歲的陳進義與妻兒低頭咀嚼著碗裡的白飯，儘管飯菜是熱的，但上方的空氣卻冷到幾乎結冰。這是陳進義出生以來最難過的一個農曆年。陳進義怎麼也沒有料到，在國內歷史最悠久的鋼鐵廠－唐榮鐵工廠公司工作30年後，迎接他的卻是這個光景：被資遣的自己、失業5年的老婆與2個還在上私立專科的孩子。他手邊的存款大概只剩下新台幣100多萬元，而未來3年，小孩的學費還要72萬元（1年要24萬元），加上生活開銷、養老基金……，這是一個正在吃老本、甚至不久就要赤字經營的家計。以前過年，陳進義都會帶著全家大小出去露營，今年，他卻怎麼也提不起興致，只能關在家裡看電視、睡覺，「鬱卒啦！」

這是一個新現象，台灣的新貧（New Poverty）議題。何謂新貧？在歷史上，每一次的新貧問題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第1波是商業革命，第2波是工業革命，而第3波新貧則肇因於全球化、資訊革命與後工業時代的社會結構轉變。


1998年，歐洲知名社會學者迪克森（John Dixon）和馬夸洛夫（David Macarov）就指出：「一種全球性貧窮，正透過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社會經濟效應而逐漸形成。」此刻的新貧議題，正是歷史上的第3波貧窮，它正影響著地球村的各個角落。20年前，它率先衝擊歐、美各國，現在，它登陸台灣，即將顛覆大家過去對貧窮的認知。


第3波貧窮引爆
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的失業潮台
灣新貧是絕對貧窮人口的6.6倍

與傳統貧窮的主要組成面貌「老、殘、病、童」截然不同，新貧的問題毋寧是更複雜、更難解決的，因為它牽涉到「撫養」、更牽涉到「就業」。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指出：「這群新貧階級是台灣最苦、最窮的一群人。」因為，這群新貧階級8成以上，被排除在社會救助體系大門之外。

目前台灣的貧窮率（低收入戶人數占總人數比率）僅0.75％，與美國、歐洲平均15％至20％的貧窮率相比，台灣的貧窮線標準相對嚴苛。根據社會救助法，這條貧窮線是以最近1年平均每人消費支出的6成為標準制訂，92年度台北市最低生活標準是每月為13,313元，台灣省則為8426元。凡收入低於此標準者，則被列入低收入戶，領有政府補助。

問題是，這條貧窮線（低收入戶）的制訂標準是以政府的社會福利預算考量，與實際狀況有極大差距。曾經參與台灣貧窮線修訂的林萬億估計，台灣的新貧階級的比率，早已超越5％，是絕對貧窮人口（低收入戶）的6.6倍，但這群新貧卻沒有機會進入救助系統。

除了標準過苛外，一個相當弔詭的邏輯是，在計算家庭是否符合低收入戶標準時，只要是有工作能力的人，政府都以基本工資計入家庭收入，但其實，他們是沒有收入的。如果你要尋找台灣的新貧面貌，無法在低收入家庭裡發現他們。

其實，這群新貧階級，過去，在台灣的經濟發展史上，他們都貢獻了一己之力。然而，當全球化浪潮一波波襲來，勞動力、資本無疆界的快速流動時，台灣製造業大舉外移，一幕幕的淘汰賽不斷上演，結構性的新貧現象迅速在台灣的各角落出現。而且，數量急遽攀升。對這群新貧階級而言，中正大學社會系教授張世雄指出：失業與貧窮成為一種交互影響的惡果。

目前這群新貧族最具代表性的3個族群就是：低薪的貧窮工作人口（working poor）、有工作能力卻失業的人口，以及女性單親家庭。


梅花－37歲，單親6年
前夫曾是年入百萬的工廠老闆
如今車布邊、打零工扶養女兒

在嘉義縣朴子鄉，近2個禮拜來，梅花常常對著家裡的縫紉機發呆，因為，最近車布邊的家庭代工很難接，附近的零工機會又越來越少，她每個月的收入從8千到1萬元，極不穩定，要獨自撫養2個兒女，相當吃力。

民國55年次的梅花，前夫經營一家小型車床工廠，曾經年入百萬元。然而，景氣下滑、工廠被退貨，一夕間，前夫面對上千萬元的鉅額債務，開始意志消沉。梅花低聲的說：「我那時才了解，當一個人失敗、爬不起來時，會有多恐怖。」直到債主三番兩次上門討債，甚至當著稚子的面，亮出刀子、恐嚇她，梅花才下定決心離婚，並帶走兩個小孩。

就像她的名字一樣，「梅花、梅花、越冷越開花」，梅花說起話來雖然溫柔，但言談之間，其堅毅的個性卻表露無遺。儘管生活艱苦，但因為之前與政府單位交涉的受辱經驗，讓她不願辦理低收入戶登記，直到去年底，才勉為其難的接受家扶中心的協助。

6年來，她一個弱小女子，憑著一雙手與一台縫紉機扶養2個小孩。最早，她代工車睡衣的布邊。後來，睡衣工廠倒了，她去車新娘禮服的布邊。但新娘禮服工廠不久也倒了，梅花就幫親戚帶小孩。帶了6個月後，親戚被裁員，將小孩帶回自己帶，梅花只好開始打零工。

為了賺錢，她長期的超時工作，常常從早上9點開始車布邊，一直車到晚上10點，一刻也不敢休息，結果體力透支。有一天早上起床，左手、左腳麻到不能動，到醫院時，醫生要求她住院檢查。但她想到，兒子明天要考試，怕敏感的兒子會擔心，立刻逃離醫院。

最近，國一的大兒子數學沒考好，被編到普通班，他負氣的向媽媽說：「如果我有補習，一定可以上資優班。」然而，梅花不敢點頭。因為，如果他補習，將來妹妹也要求補習時，錢從哪裡來？「錢、錢、錢，你怎麼那麼會算？」長期的壓抑，向來貼心的兒子終於爆發出來了，他再也無法接受，媽媽什麼都拿錢當藉口。整整3天，兒子沒有與梅花講話，看到梅花好像看到仇人一樣。梅花沒有生氣，她知道，兒子一直想出人頭地、爭一口氣。

問起梅花最大的願望？她自言自語的說，「其實，我們一家人最快樂的時候，就是想像如果中統一發票時，錢要怎麼用？」對梅花一家而言，連買一張樂透彩券，都是一種奢侈。


林定娜，34歲，單親媽媽
經營五股家具工廠倒閉
擺麵攤月入6千，養5個小孩

離朴子不遠的嘉義縣六腳鄉長壽村，老年人很多，林定娜在鄉間的土地公廟邊擺麵攤。靠村裡的老人們捧場，林定娜的麵攤頂多一天2、3百元收入。和梅花一樣，林定娜也是單親媽媽，不同的是，她有5個小孩。民國85年，林定娜還是一家五股家具工廠的老闆娘，1百多坪的工廠，一到吃飯時，林定娜要煮上3桌供工人膳食。

然而，隨著大陸、家具大量進口，五股的家具業吹起一陣倒閉風潮，他們也被惡意倒帳。1千萬元負債，讓林定娜的前夫，無法承受打擊，開始酗酒、打小孩。林定娜狠下心來帶五5小孩出走。至於前夫，聽說現在棲身在苗栗的沙發工廠當工人。

為了張羅生計，從疊貨櫃、發海報、工地雜工到搬家工人，她都做過。但是，粗重的工作，將她的身體搞壞，現在，她再也無法承重。前一陣子，她滿懷期望的去全買超市應徵收銀員，「年紀太大」，老闆婉拒她。「58年次叫做年紀太大？」林定娜歎道。

梅花、林定娜，只是新貧階級的縮影，她們除了沒有固定工作外，還加上單親的弱勢條件。然而，在台灣的各個角落，還有一群即將加入新貧階級的人，或者稱為準新貧階級，人數正急速向上攀升，被唐榮鐵工廠資遣的陳進義就是其一。


陳進義，賣命30年，遭資遣
原以為是鐵飯碗的工作沒了
現在最欠缺的，不是錢，是希望！

唐榮鐵工廠是台灣第一家鋼鐵廠，極盛時期還有「北大同，南唐榮」美譽。民國63年時，唐榮擁有自己的品牌與碼頭，中鋼才剛起步，連貨要出口都得打上唐榮的品牌。在10大建設、房地產蓬勃的年代，唐榮肩負全國鋼材供應的重責大任。「我們鋼筋燒得火紅，才剛出爐、還燒滾滾的時候，就馬上被人家用卡車載走。」陳進義回憶，那個時代，他的薪水整整比中鋼員工多4成。

但隨著中鋼等民營鋼鐵廠的一一設立，唐榮老舊的設備、國營的經營方式，一點一滴的失去競爭力。過去10年內，唐榮平均每年虧損32億元。這繁華落盡的過程，員工們並非渾然不知。為什麼不採取自救動作？陳進義說：「幾年來，我們到處動員奔走，甚至透過議員，呼籲經營階層力圖轉型生產角鋼，給我們一個工作的機會，但有什麼用？反正上頭的人都是政府酬庸。」

去年8月31日，員工長期的擔心終於變成事實。唐榮以民營化的名義，將員工資遣，陳進義也失去了這個鐵飯碗。曾經熱鬧風光一時，如今，偌大的廠房只留下幾名泰籍勞工在拆卸設備，準備將其運往越南胡志明市。

問陳進義，為什麼當初不及早轉業、發展第二專長？然而，對一個國中學歷的藍領工人，一輩子只兢兢業業做過一份工作，而且一做就是30年，這個問題，他想了好久，始終答不上來。勉強的，他最後只說：「我以為，這是鐵飯碗。」

像陳進義這樣的準新貧階級，正當壯年時，失去唯一的收入來源，未來要找到工作的機率又是那麼渺茫……。在可預見的5、6年內，當他們微薄的積蓄花光，他們就是新貧階級。現階段，他們生活裡最欠缺的不是金錢，而是希望；他們最大的恐懼，則是未來即將破產的家計。這種恐懼，就像剛獲知自己得到癌症那般折磨人。


葉希中，47歲，待業中
零失誤員工，竟也被資遣
找了4個月工作，仍無回音

場景拉到基隆五堵，台灣北部貨櫃場的集散地，從紡織業、雨傘、製鞋……到電子零件，每一項產品出口都要在此裝櫃上船，這些貨櫃場是台灣1600億美元外匯存底的創匯幕後功臣，也見證了台灣經濟奇蹟。景氣暢旺時，五堵的貨櫃場每家都車水馬龍，每天一早9點開始，貨車司機們就爭相排隊等著卸貨；當時高速公路基隆到桃園路段，早上一定大塞車，因為路上都是貨櫃車。

當時，堆高機工人們為了趕卸貨、裝貨，幾乎每天都從早上7點開始上工，直到半夜11、12點才下班。然而，現在的貨櫃場空空蕩蕩。貨櫃場工人的生計，隨著基隆港貨櫃量的數字一路溜滑梯：民國85年，基隆港貨櫃量退出全球前10大；民國87年，退出前20大；民國90年，正式宣告退出前30大。在大時代的巨變下，今年47歲的中華貨櫃公司堆高機工人葉希中被資遣了。

雖然堆高機工人的技術層次不高，但是當二20部堆高機同時裝卸貨時，要如何穿梭其中，不碰到挑挽工人、避免彼此「撞機」，或撞壞物品，需要全神貫注。葉希中，正是公司裡零缺點的紀錄保持者。去年10月30日，他正聚精會神的收貨時，總務人員拿來一紙公文。看完公文，葉希中心頭一涼，「我從來沒有出過trouble，為什麼是我？有沒有搞錯？」他至今不解，「班長不是一直跟我打包票，說不管如何裁員，我絕對沒事嗎？」

少了每個月5萬元的工作收入，葉希中突然發現，狀況不妙了。因為錯誤的理財觀念，加上沒有未雨綢繆的財務規畫，讓他未來的生活充滿危機。

光在車子上的費用，葉希中就花了170萬元，期間，他換過4部車子，包括2部中古車，2部新車。此外，禁不起親情的壓力，5年前他為小舅子背了150萬元的債務，這些債務，部分由互助會支應，另外則是銀行的信用卡貸款。因此，一個月光是利息支出就要3萬3千元，如果再加上生活開銷，一個月的基本開銷至少要5萬元。

不但如此，葉希中這才發現：「這個家的淨值竟然是負的。」不只是葉希中，許多新貧藍領階級的理財、數字觀念其實都有盲點。因此，即使工作了20、30年，他們始終沒有建立一本堪用的家庭淨資產存摺。如今，他們失去現金收入，每個月將面臨淨現金流出，這個情況不會改善，除非找到工作。

近4個月來，葉希中嘗試在五堵、瑞芳、基隆周邊找工作，無奈工作機會渺茫。他說：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找到一份月薪3萬塊的工作，不然，未來30年怎麼過？


新貧藍領返鄉潮
在都市工作的農家子弟回流
有的僅是為了萬一失業做準備

離開海港基隆，往北邊的山上駛去，前總統李登輝的故鄉三芝鄉，正興起一陣新貧藍領返鄉潮。前《自由時報》記者陳素春表示，經過去年9個月的田野調查後發現，在過去的5年內，三芝鄉錫板村的農村第2代正大量由都市回流，原因都是失業而造成。錫板村是一個以種植茭白筍、山藥、花卉為主的小農村，人數不超過1千人。

30年前，當台灣以農村扶植工業時，一群16、17歲，國中畢業的農村子弟到台北討生活，但是，經過30年的努力，近年卻又再度落入貧窮。

這群現年已經40、50歲的人們現在退回農村，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多數仍然找不到出路，他們只好過著以物易物的原始農村生活，但一遇到需要現金支出的教育等花費時，生活就陷入無助。

52歲的老王就是一個新貧返鄉的真實案例。擁有高職電子科學歷的老王，30年前，在台北三重經營營造廠。憑著一股創業的熱忱，老王從白手起家，在這30年內，隨著台灣經濟的起伏，共歷經3次破產。回想過去種種，老王吸了一口菸，緩緩的說，「以前台灣到處是機會，現在，機會在哪裡？」他嘆道，奮鬥30年，最後一場空，還負債800萬元。


「心貧」最令人恐懼
老王只能對念大學的孩子說抱歉
陳三哥就怕撐不到小孩長大

至今失業已3年多的老王，回到村裡，只是消沉度日。「老王老了，再也沒有力氣上戰場了」，陳素春為他下了一個註腳。面對3個還在念私立大學、當兵的孩子，老王除了抱歉以外，還是抱歉。

而陳素春的三哥，也是一個恐懼墜入新貧的藍領工人。47歲的陳三哥，是台北樹林的工業用洗衣機技術工人。他與妻子離婚多年，獨自撫養分別在高中與大學就讀的3個小孩。1個月，陳家的教育生活開銷近4萬元，但他的薪水不到5萬元。

20年來，陳三哥辛苦攢下的300萬元，全換成了現在錫板村的住處。然而，眼見公司營運狀況大不如前，多數工廠早已外移大陸，工業用洗衣機的需求直線下滑，他們的工作，也從週休1天半，到現在週休3天，陳三哥經常睡不著，「如果被裁員了怎麼辦？」成為揮之不去的惡夢。這份工作能否撐過未來的5、6年，等小孩長大？小孩長大，是否找得到工作？於是，他假日開始兼農。

每天，眉頭深鎖的陳三哥都不忘恐嚇小孩：「如果沒有工作，你們就完蛋了。」小孩們也知道，父親肩上的擔子有多麼沉重。「這是一種沒有未來的感覺，與對貧窮的恐懼。」陳素春說。

陳三哥、陳進義、葉希中、老王、林定娜、梅花都曾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經歷過某種程度的富裕，然而，美好時光已消逝。他們最無法調適的，是那種由富而貧的墜落過程，他們「心貧」的程度，恐怕遠甚於實際的貧窮。誠如《完美大未來》一書中的一段譬喻，「全球化是一個魔鬼想要完全照他的方式所吹奏的旋律」，這是一個殘酷而混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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