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反撲！
商業周刊 2003/003/31 郭奕伶1963年，日本名導演黑澤明拍攝了一部名為「天堂與地獄」（High and low）電影：工藤是一家知名靴業的董事長，他是當時日本社會新貴，他的別墅就像富士山一樣，高高的鑲在一個山丘上。
在別墅的下方，是一片木造平房和鐵皮屋，裡頭住著一個人。這個人，每天抬起頭就可以看得到工藤的豪華別墅。他於是計畫，要綁架工藤的獨子，要求的天價贖金金額幾乎讓工藤失去一切。後來，綁匪被警方逮捕，行刑前，他堅持見工藤一面。
「我們兩個為何要相恨呢？」工藤滿臉迷惑的問綁匪，只見他漠然的說，「我只知道，我的屋子冬天很冷，夏天又好熱，讓我睡不著。而你的屋子像座天堂，高高在上，那是我開始恨你的原因。」對話結束前，綁匪對著工藤冷笑說，「讓有錢的人變成沒錢，真是有趣……，我並不怕死，不怕下地獄，我的生命一開始就像是在地獄。」這是一個貧窮反撲的預言，令人不寒而慄。
貧富的對立
贏家與平民大眾的差距不斷擴大
張忠謀：他們將成為危險的少數
在知識經濟時代，一批新貴興起的同時，也有一群新貧階級誕生。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憂心的指出，「知識經濟帶來的隱憂是長期，且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在舊經濟裡，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可以成為富人，其比率可能只占千分之一或萬分之一，由於比率過低，社會雖對其嫉妒，但會容忍。但是，新經濟會造成一批知識與科技贏家，當贏家與平民大眾的差距不斷擴大，他們將成為危險的少數，甚至可能引發新對立。」
這樣的對立，如一股洶湧的暗潮，在全球各地流竄，你無法預期，什麼時候將是臨界點？反撲的預言何時會應驗？但是，你卻可以觀察到一些預兆。英國立場偏左的《衛報》（Gardian），這樣評論著：「坦尚尼亞與高盛證券（Goldman Sachs）的差別何在？一個是歲入22億美元，分配給2500萬人的非洲國家，另一個則是每年賺取26億美元，由116個人來分的投資銀行。」這種說法，讓人想起工藤與綁匪令人不寒而慄的故事。
2000年，比利時《比京晚報》對全球財富統計指出：「全球最有錢的225名富翁所累積的財富，只要從其中拿出4%不到的錢（約340億歐元），就足以供給全球人口享受到多數的基本社會服務，包括教育、健康、生產與食物在內。」
沙漏的兩端
比爾．蓋茲的財富相當於
1億1千萬名最窮的美國人財產總和
《完美大未來》（A Future Perfect）一書描述矽谷：「矽谷出了什麼問題？第一，是菁英主義的另一面，這個測驗也許完全公平，但那些無法通過測驗的人就被刷下來了，矽谷當然不是一個金子塔型的社會，它的形狀反而比較像是煮蛋用的沙漏定時器，在兩端都有相當大群的人。這種結構會製造出自己的問題。第二是專注於產品的另一面，贏家變得和政治脫節，這部分表示他們在協助輸家上做得太少，也表示他們的裝備不良，無法捍衛讓他們獲利的體系。」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萊斯特．梭羅（Lester C.Thurow）也曾在1988年時統計微軟總裁比爾．蓋茲的財富，他的比喻是：「這個全球最有錢的人，財產相當於1億1千萬名最貧窮的美國人財產總和。」
諸如此類的說法，出現在許多對於全球化後貧富差距、新貧興起現象的描述。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分析，傳統的貧窮人口，在經濟、政治、社會參與等方面都是弱勢族群，長期被邊緣化，對於貧富差距狀況其實不太有反抗能力。
被剝奪的不滿
想討回公道，絕望到極點，就會反撲
受到鼓動，類似911事件容易發生
但是，新貧階級，因為所得驟然下降，看到社會上的貧富兩極化時，他們被剝奪感相對強烈，尤其在景氣持續惡化、工作機會渺茫時，那種沒有希望的感覺，更將強化這種剝奪感。他們覺得，自己過去曾經對社會貢獻良多，為何換來這樣的回報？「這種想討回公道的心情，如果真的絕望到了極點，將會以抗爭的方式來表達。」林萬億說。
梭羅也指出，「第3次工業革命後，人們被強烈的不確定感所籠罩，狂熱的宗教信仰也應運而生，這群「受挫的」中產階級分子，自覺無法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對待時，在不由分說、服從教義即可上天堂的鼓動下，就容易產生類似911事件的舉措。」
事實上，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就曾警告美國老闆，「他們只是獎賞自己，但卻把別人踢出去的立場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林萬億指出，台灣的新貧現象近3年來才急遽惡化，但因仍處在進行式中，其抗爭的方式還算相當溫和，例如，去年紛紛走上街頭的教師、農民與工人秋鬥大遊行。可預期的是，這群新貧階級未來將持續透過經濟、政治上的抗爭與發聲，來尋求改變。
不過，歷史上，因為貧富不均、中產階級變成新貧，而引發的政治革命、流血衝突，或改朝換代例子屢見不鮮，包括1986年的菲律賓馬可仕政權下台、1997年印尼蘇哈托垮台、智利、阿根廷等等。而去年巴西總統大選，由工人黨領袖魯勒以61％的高票當選，這是巴西40年來首度由左翼分子執政，他的競選訴求就是對抗貧富不均、反資本主義，巴西工人黨更是反全球化的代表族群。
張忠謀認為，「政府必須編織一個社會安全網，幫助處於落後的人有機會重新站起來，也要以教育的方式，擴大贏者圈，確保進入贏者圈的機會平等。」否則，正所謂「亂邦不居，危邦不入」，當贏者圈內與贏者圈外的世界產生對立，而引發社會不安時，這群具有國際觀、創新精神的菁英將遠離動盪不安的社會。
對新貧階級而言，最需要的不是立即的金錢援助，而是一份工作，一份對未來的希望。在台灣，當109萬人落入新貧時，所有的人，都需要重新思考這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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